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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乡村
周晔;董慧;欧阳小宇;如何定位与阐释乡村及其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角色,是新时代教育发展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对乡村的认识需要完成“从对象到方法”的范式转换,即乡村不应仅被视为亟待改造的对象,更应被确立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主体。“以乡村为方法”,契合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呼应中国教育发展的现实诉求,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中国本土视角。乡村之于教育强国建设,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方法论功能,即作为批判性透镜的辩证性方法、创新孵化器的试验性方法和理论发生器的生成性方法。使乡村成为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内生性方法论,须确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夯实自信自立的文化根基,激发守正创新的内生动力,锚定问题导向的实践逻辑,在系统观念下统筹协同格局,以胸怀天下的境界彰表全球意蕴。
人口变动趋势下基础教育师资配置机制的建构研究——基于8省16县（区）的调查
陈坤;秦玉友;当前,在生育率波动、新型城镇化推进与区域流动分化等多重因素叠加下,我国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变动呈现出总量由增转降、结构动态演变、空间分布疏密分化的趋势。构建同人口变动相协调的师资优化配置机制,已成为教育强国建设亟待回应的核心议题。本研究以“人口—教育—制度”互动关系为切入点,有机整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斯科特的制度三支柱模型,建构了“结构—行动”分析框架,并选取师资配置需求呈现收缩、平衡与增长特征的8省16县(区)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当前基础教育师资配置面临数量性盈缺、结构性失衡与专业资本差距三重挑战。尽管各地已在预警、供给与均衡三大机制上展开探索,但在实践中仍面临系统建设碎片化、路径依赖固化与联动革新悬浮化等现实梗阻。为此,应从“结构”与“行动”双向发力,通过完善师资需求预警机制,重构师资分层供给机制,强化师资均衡调配机制,推动师资配置实现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适配,从而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
风险与应对:“AI污染”冲击下大学生价值观透视
李晓娟;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为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AI污染”这一严峻社会问题。作为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信息污染的新形态,“AI污染”指人工智能生成的“信息垃圾”在网络空间进行大量传播,从而给人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或危害的现象。它不仅侵蚀网络空间、破坏网络生态,也对尚处于价值观塑造关键期的大学生带来了强烈冲击,导致大学生面临价值认知紊乱、价值判断迷失、价值选择偏差等价值观偏离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与技术刻意迎合、制度机制保护乏力、多元主体素养欠缺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基于WSR方法论分析,我们可通过锚定技术向善、完善制度机制、协同多元主体等多维举措系统性应对“AI污染”带来的大学生价值观偏离风险,帮助大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坚定正确的价值观,筑牢成长成才的思想根基。
何妨后天赛博格:脑机接口、延展认知与混合心灵
陈巍;张文喜;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不断激发公众想象,相关“读心”能力的宣传在媒体和学界引发了广泛的伦理焦虑。然而,这种担忧却不自觉地深植于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从而夸大了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延展认知理论借助经典的等效论证和互补性概念,展示了认知并不限于大脑内部,外部媒介在特定条件下同样可以成为心灵的一部分。由此,脑机接口不仅是解码和操控的装置,更是人机交互中塑造心灵的机制。通过后天学习与环境适应,心灵逐渐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形成了人与技术共同构成的混合心灵。在混合心灵框架下,所谓“心灵被入侵”的隐喻失去说服力,公众与相关领域专家应该接受一种“后天赛博格”观念,即心灵的构成依赖于社会、技术与实践环境的持续塑造。这将为脑机接口提供了新的本体论预设,也为树立健康的伦理规范与媒体传播模式开辟技术乐观主义的起点。
脑机接口的公众认知困境与科学传播策略研究——基于预测加工理论的分析视角
张静;公众对脑机接口(BCI)的焦虑根植于三类认知冲突:其一为认知图式层面,颅内主义先验信念与BCI作为延展认知工具的技术本质之间的不匹配;其二为感官通道层面,技术黑箱导致的信息加权失衡与公众自我叙事系统的失调;其三为拟态环境层面,由媒体极端化叙事所引发的预测误差放大效应。此类焦虑在认知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公众生成模型的错位现象。本文基于预测加工理论,将BCI焦虑重新界定为一种预测误差管理失败问题,即技术的“陌生性”打破了公众对心灵边界的稳定预期。本文提出基于预测误差管理的三重调适路径:在认知重构层面,以“延展心智”叙事重塑BCI的媒介工具属性;在体验建构层面,通过虚拟现实多模态反馈建立具身信任;在对话治理层面,依托技术透明度与共情传播校准公众预期。本文旨在为智能传播时代新兴技术的公众接纳机制提供理论视角,并为基于认知心理的精准科学传播实践提供策略参考。
短视频文本链:一个拓展短视频叙事话语的分析框架
晏青;算法推荐的兴起引发了新媒体视听叙事话语革新。在算法推荐语境中,叙事不再仅是文本的自足性表达,而成为平台逻辑与用户行为共同驱动的动态生成过程。短视频文本链呈现出结构、语义、认知与交互四个交互嵌套的维度。结构维度中,算法推荐预设了意义流动的边界;语义维度的协商为认知规训供养素材;认知维度的注意力捕获转化为数据反馈,进而优化结构编排;交互维度意味着各种元素在算法逻辑下的连接生成意义风格。四个维度相互交叉彼此嵌套。短视频文本链被视为算法叙事的一种典型范式,需要发展新的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在技术创新与人文担当之间寻求平衡,以期为理解短视频以及当代大众叙事的边界与文化生产的算法转向提供新的理论支点与方法启示。
AI智能体热潮中青年的错失恐惧及其价值引导——以“AI养虾”为中心的考察
付洪;李伟鑫;在人工智能由对话式交互迈向执行式智能体的背景下,青年围绕“AI养虾”形成了具有广泛可见性的技术参与热潮。这一现象折射出青年受“错失恐惧”驱动而表现出的信息认知、社交关系与实践形态的变化。本文以错失恐惧为核心分析框架,考察AI智能体热潮背后青年错失恐惧的生成逻辑、价值隐忧与引导路径。研究发现,青年错失恐惧本质是一种由技术叙事刺激引发的、以社会归属焦虑为中介的、驱动非理性参与的复合性安全感焦虑。这种由焦虑驱动的非理性参与潜藏着认知判断浅表化、主体建构外在化与实践目的倒置等价值隐忧。对此,需从信息引导、关系调适与实践规范等多维协同施策,重建技术理解的稳定坐标,塑造健康多元的数字认同结构,以及推动青年技术参与回归到问题导向和主体性实践。如此,方能引导青年由情绪驱动的被动跟进走向理性自觉的技术驾驭,使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青年的全面发展。
为何明知有幻,仍愿信任——AI幻觉下青年用户的人—机虚幻信任逻辑研究
童清艳;罗碧璇;AI预测服务在青年群体中呈现出高度流行的使用趋势,实则是一种文本“AI幻觉”(AI Hallucination)。这一群体清楚地意识到此类AI生成内容具有虚构性与不确定性,却仍选择持续互动,显现AI幻觉情境下人—机信任与人—机关系的复杂性。本研究以问卷调查、SPSS统计分析后附深度访谈,发现用户的绩效期望与社会临场感对AI使用意愿具有直接影响,并通过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产生中介效应;社会影响虽不直接影响使用意愿,但通过信任路径间接促进行为意图;享乐动机未显著影响信任与使用意愿。青年用户倾向于将AI视作可共情的“类人伙伴”,在人—机交互体验中获得被理解与共情的体验,主动选择承受不确定性风险并建立信任。显然,人—机信任呈现出一定的“虚幻化”特征:信任的基础从信息准确性偏移为情感需求与自我期待的满足;青年用户通过策略性的人—机对话来对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实现情绪疗愈与意义投射。青年用户并非将AI视为娱乐消遣,而是作为处理焦虑、建构生活秩序的叙事媒介,呈现出一种“明知有幻,仍愿信任”的主动文化实践。本研究丰富了AI幻觉情境下的人—机研究理论,也为AI情感交互设计、用户信任管理与媒介伦理治理提供启示。
中国特色刑法教义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魏东;在中国特色刑法教义学话语体系的本体论语境中,关于“刑法学理论知识体系”与“刑法教义学理论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广义、狭义两个层面来认识。广义的刑法教义学应当作为“刑法学理论知识体系”来理解,既要保持在法规范的内部形成一定权威性、共识性的(狭义的)法教义理论模型,又要保持“采纳一种外在主义的视角和后果导向的思维”来时刻批评和修正法规范内部的(狭义的)法教义理论模型,在保留狭义的刑法教义学“聚焦性”的基础上又能突破狭义的刑法教义学“狭隘性”问题,而不是将刑法哲学和刑事政策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广义的)刑法教义学的“他者”来对待。狭义的刑法教义学之所以难以精准界定,是因为其中必然需要融入刑法哲学、刑事政策学、法律解释学等众多理论,才能有效地阐释刑法教义学原理,这也是主张广义的刑法教义学的重要原因。中国刑法哲学的范畴体系与话语体系构建中,必须充分关注兼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刑法语言学转向。刑事政策学范畴大多已经融入或者可以融入中国特色刑法教义学范畴体系与话语体系之中,刑事政策原理对于刑法教义学的基础原理、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则等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确立都具有指导意义。中国特色刑法教义学的法学方法论话语体系及其发展方向值得关注。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强制责任保险的理论证成与制度实现
高鑫;在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风险加剧的背景下,现行立法缺乏对独立董事职务损害责任的豁免或补偿机制。基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独立董事日益加重的法律责任、根植于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在职能定位和权责边界上的本质差异以及上市公司的治理实效,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强制化具有理论正当性。独立董事强制责任保险应从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三个维度构建制度框架:明确上市公司为投保与缴费主体,股东会负责合同订立及信息披露审批;限定被保险人为独立董事个人;强化保险人在事前与事中的风险控制权。强制责任保险的功能定位于有限填补独立董事的赔偿责任,应当在客观上排除其监督义务与忠实义务中的“不当行为”,主观上严格以独立董事的“故意欺诈”为排除标准,以契合信义义务规范目的与保险保护独立董事善意决策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