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医保数据处理中缺少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其成因不仅在于知情同意规则适用本身存在的困境,也在于匿名化技术的运用和医保数据的共享性与知情同意规则之间的矛盾。但医保数据处理仍存在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空间。在个人信息保护立场下,知情同意规则的调整与创新、匿名化技术的局限性以及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可权衡性赋予了知情同意规则在医保数据处理中适用的必要性。应根据医保数据处理场景分类状况,并以知情同意规则是否适用作为医保数据分类标准,以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强度作为其分级标准,最终搭建起“场景—分类—分级”的知情同意规则适用体系。
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权是国家承担的宪法义务。在新公共卫生视野下,信息环境是决定公众健康的重要社会因素。强制信息披露是一种改变信息环境的规制工具,适用场景包括事前的强制信息披露义务、事中的强制说明义务和事后的绩效报告义务。强制信息披露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合理运用,有助于保护公众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促进公众健康权利的实现,还可引导披露主体履行守法义务。不过,强制信息披露要求的剧增,不仅会削弱已有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还会对披露主体的营业自由等权利产生实际影响。从法律保留原则出发,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方可设定强制信息披露措施。在法律规范中,应规定披露主体、披露内容、信息格式、披露渠道以及法律后果等制度要素。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回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面临的时代需求,站在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进一步完善法律原则、明确立法目的、强化权利保护、健全使用规则、充实管理措施、完善违法责任。该法旨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创新发展,进一步规范公共领域和网络空间的用语用字,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国际中文教育、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迈向世界和未来强化了法律地位,夯实了法治基石,提供了法制保障。
前信息时代的“知识—权威”结构使得医疗机构和医师在医患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医患关系呈现出鲜明的权威依附性特征。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方位重塑医疗服务的模式与流程,信息去中心化格局逐渐形成,由此推动医患关系异变,主要表现为主体层面的医患权力重构与患者能力失衡,权利义务层面的自主权弱化与隐私风险以及责任层面的从线性到网状的归责难题。回应医患关系异变的理念变革应遵循患者自主权与信息效率的动态平衡、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有机协调以及信息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双重统一。在此基础上促进患者层面的信息能力平衡,构建电子知情同意的实质化要件,提升智能诊疗行为的规范透明以及重构技术赋能医疗行为的归责逻辑。
数字经济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础,推动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调整,有助于实现产业体系的健全、产业分工的合理化和产业布局优化。建立产业空间重构的理论分析框架,聚焦产业转移、产业集聚与扩散和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三个内涵,构建实证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空间重构的影响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造成当地产业转出,降低产业集聚程度,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维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空间重构的影响作用不同,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空间重构存在城市级别的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揭示,交易成本是数字经济影响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重要渠道,数字经济对产业转移影响的行业异质性一定程度上带来产业结构升级。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经济空间格局影响作用日渐突出背景下,上述结论可为国家以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空间重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启示。
本研究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关注在全球化、个体化和数字化的时代,我国准留学青年购买留学中介服务的行为,尝试为教育市场化背景下青年应对留学风险的行动策略提供解释。研究发现,在面对教育选择多元化、内卷竞争压力以及信息过载等结构性的困境时,准留学青年们会表现出强烈的“寻求确定”倾向。他们通过购买留学中介的服务,把复杂的申请流程程序化,并通过专业包装打造理想形象,缓解申请过程中的心理焦虑,进而实现时间、身份和情绪的三重确定。在本质上,他们把“升学结果的不确定性”部分转嫁给中介专业机构,是一种风险转移的策略。然而,这种风险转移会导致复杂的博弈格局,基于信息不对称和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以及中介失效情况的出现,经常会导致新的风险产生,从而形成“风险转移—有限信任—风险重返”的机制。
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短期和长期债券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中期借贷便利的宏观调控机制以及与常规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研究结果表明:(1)中期借贷便利的宏观调控机制与传统的短期利率政策有所不同,具体为中央银行通过增持长期债券,放松了专门提供长期债券这一类经济个体的预算约束,从而促进了其消费,最终提高产出;(2)市场分割程度和中期借贷便利余额规模这两个核心因素会影响中期借贷便利的调控效果;(3)中期借贷便利与短期利率政策的协调配合应当遵循“以短调短,以长调长”的原则,即使用短期利率政策来应对短期负向冲击,使用中期借贷便利来应对长期负向冲击。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形塑的集体形象,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具象化表达,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关键作用。作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中观呈现,地标文化景观是与地标物象紧密相关的视觉形象,镌刻着相应地域民众的文化基因并寄托着其共同的情感依恋,发挥着地域精神标识的象征功能和地域历史文化的记忆功能。就类型构成看,地标文化景观基本分为统领性、方俗性、传续性、建构性四种类型。以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相应内在逻辑,既可通过空间叙事催生地方依恋,又可借助历史叙事激活集体记忆,更能依托文化叙事促进共情交融。鉴于地标文化景观的理论内涵和类型特征,应基于类型特征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维度,基于形态特质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基于空间属性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依托地标文化景观这一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空间构成,借助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感官的协同运作,将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经济互嵌式发展为重要切入点促进各族群众收入稳定增长,事关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依托CFPS数据库2018—2022年的3502个样本,构建个体层面的经济互嵌指数,并架构“主体培育—家庭强化—社会互动”理论分析框架,探讨经济互嵌式发展对民族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之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互嵌式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民族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有助于实现益贫式增长;且经过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经济互嵌式发展经由推动主体非认知能力培育、家庭经济韧性强化、社会资本积累的协同反馈机制,继而显著提升民族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互嵌式发展对民族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升作用呈现更易惠及较低收入人群与健康状况较好群体的包容性优势与健康激励效应。研究结论揭示了经济互嵌式发展的收入增长价值,为推动民族地区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少数民族干部是政策落实、区域发展与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其相关政策构成干部选拔、培养与考核的核心制度。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该政策从探索、发展、完善到深化的变迁历程。研究发现:政策学习、协同效应与适应性预期共同作用,强化了政策的路径依赖;干部身份转变、经济体制转型与民族工作重心调整则构成关键节点,推动政策创新。动力机制上,政治支持、经济保障与社会基础构成宏观结构因素,利益考量、适应行为与权力分配则构成微观行为逻辑。展望未来,政策应着力实现社会性、务实性与前瞻性的统一: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增强社会参与,依托绩效治理完善考核体系,借助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素养。三者协同支撑新时代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为锻造符合“四个特别”标准、堪当民族工作重任的干部队伍提供制度保障,进而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本研究拓展了历史制度主义在民族政策领域的应用,也为理解中国特色干部管理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