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1]段友文,卫才华.乡村权力文化网络中的“社”组织研究——以晋南万荣通化村、荣河村和河津西王村为例[J].民俗研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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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J].民俗研究,2009(2).

1 参见陈荣《迎尸祭拜与社火神祇》,《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李智信《社火溯源》,《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李建宗《仪式与功能: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陇中社火》,《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4期。

2 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 族谱、族田和宗祠被认为是汉人宗族的三个标志,但麻国庆通过研究也说明“在典型的宗族中,祠堂、族田和族谱是重要的标志。但并不是所有的宗族都兼而有之。”参见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8页。

4 参见(宋)杨仲良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五册,卷八十三,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6页。文中记载了熙宁元年陕西经略使韩琦奏请修筑筚篥城,得允后命是时任秦凤副都总管的杨文广修筑筚篥城抵御西夏来犯之事的始末。

5 坐坛老者并非完全平等,而是有先入为大的传统,所以先来的村庄的坐坛老者无论年纪长友,都会被安排坐在上位,而且社火表演的内容也由他首先提议并最终决定。

6 韦伯权威理论强调权力的获得与支配的实现是建立在一定的“合法性基础”(legitimacy)上的,而权威正是建立在合法性之上的权力。因而,他区分出了三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权威: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传承下来的习俗传统;克里斯玛权威则是以个人的超凡魅力和追随者的认同作为合法性的来源;法理权威是建立在现行的正式制定的法令和相应的制度的合法性之上的。需要说明的是,韦伯的区分属于理想类型,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三种权威混杂的状态。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