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1]现有文献中,专从历史角度研究中国崛起战略策略者甚少。据笔者了解主要有:韩德强:《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对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的思考》,《经济纵横》,1999.8;王赓武:《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有助于改变世界格局》,《环球时报》2004年2月27日第12版;王缉思:《美苏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门洪华主编:《中国:大国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其它则只是在著述中部分涉及。由于缺乏专业史家的强力介入,许多论述显得粗泛,即使间有深度论述,也往往限于借鉴,极大地限制了历史分析方法的作用。

[2]其实,东方的原国际体系——华夷秩序的世界主义取向与西方体系的世界主义取向同样鲜明,它的典型表达即《诗经.小雅.北山》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因此,今人所言“闭关自守”实是从西方看问题的结果,从中国言只不过意味着对外开放的不同逻辑。

[3]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模型并非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基于历史事实的逻辑整理,模型标示的过程均有历史实例。例如中朝关系在19世纪80年代的变化与中国本身逐渐被势力范围化可视为分裂引起解构和解构引起分裂的典型事例;华盛顿体系引起各国新的利益博弈并最终导致对它的反动可视为重构与整合相互影响的典型事例;“大东亚新秩序”对华盛顿体系的挑战可视为重构中亦有解构的典型事例;华盛顿体系与苏联世界革命战略的对立可视为整合中不断有分裂的典型事例等等。另:由于本文的空间视角,故未多关注“解构—重构”过程中的价值评判。

[4]关于二战前华盛顿体系何以失败的讨论很多,比较值得注意的最近的观点是王立新提出的两个条件,参见王立新:《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I)》,《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4期。

[5]1937年10月,顾维钧在和美国代表台维斯(Davis)商议布鲁塞尔会议情形时,台维斯就一方面强调“英美合作,对于现在时局具有一种决定之能力”,另一方面又说:“美国如能前进至何种程度,英国亦准备前进至何种程度。”“英国在欧洲事务甚多,不能多所作为。美国极望结束可惨之时局,惟不能首当其冲,取领导之地位。”(《顾维钧报告与美国代表台维斯商议布鲁塞尔会议情形电(1937年10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英作为国联的主要领导者,美作为华盛顿会议的发起者,这则材料非常典型地展示了两个体系在应对东亚危机时尴尬甚至矛盾的情形。

[6]和平崛起战略理应是一庞大体系,因论域限制,这里只是涉及其安全方面的探讨。

[7]本文中“战争”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军事冲突,“和平”指没有战争的相对安全状态(这里借用了阎学通先生对此概念的界定,参见阎学通:《东亚和平的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崛起”则是指一国实力、地位相对稳定的突起状态,这种状态至少将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并具备较强的塑造国际新规则、新机制的能力。

[8]霍布斯状态是国家的社会建构,不是国际体系的惟一文化形态,更不是国际政治的元法则”。

[9]赵华胜也从理论假设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详请参见赵华胜:《中俄关系:地位、模式、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

[1]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J].历史研究,2001(2).

[2]阎学通.“和平崛起”的分歧、意义及策略[J].中国社会科学,2004(5):51—52.

[3]倪乐雄.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环境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4(5):56.

[4]Amitav Acharya,“Seeking Security in the Dragon's Shadow”;Alice D.Ba,“China and ASEAN:Re-navigating Relations for a21-Century Asia”,Asia Survey,vol.43,No,4,July/August2003:622-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