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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江人”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其内涵由重庆（四川）“本地人”认同的地域范畴、商贸特征逐渐演变为有明显条约体系特征的社会群体。抗战初期，“下江人”获得大后方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形成涵义宽泛的历史名词。30年代长江轮船航运和以重庆为中心的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九一八”以后国内时局的变迁，以及南京中央政府成功整合四川，使“下江人”在较为广泛的层面介入重庆城市的发展进程；而卢作孚以及民生公司吸引并动员“下江人”入川参与西部建设的若干举措放大了“下江人”在大后方的地位。
Abstract：①据《辞源》,“下江”主要是指湖北江陵以下地属长江下游地区,“下江”也指江苏省。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下江人”还有另一习俗称呼──“脚底下人”。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版,第29页。)
②参见同一时期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纽约时报、重庆海关报告、北华捷报、西部传教士新闻、密勒氏评论报、重庆商务日报、四川月报、世界、星槎等报刊。
③这一时期重庆海关税务司和年度等报告中,随处可见重庆与“下江”地区商贸话语。
④1921年章炳麟致电刘湘等四川军人,说“川省为长江上源,襟带六省。自湖南先言自治,而贵省以高屋建瓴之势,应于上游,……。此后下江各省,岂敢后人,远效吴、蜀之同盟,仅复辛亥之原状,则非特川省一方之福,而我扬子江人皆被其赐矣”。见《章炳麟致刘湘、但懋辛祝贺川省自治电》(1921年1月14日),《四川军阀史料》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章炳麟并未将“下江”各省人直呼为“下江人”。但“我扬子江人”已经具有特定地域的社会群体含义。不过。“扬子江人”并不曾为大众所广泛认同。
⑤条约开埠口岸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特殊类型,也可称为“条约体系”。参见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⑥据1995年6月3日访问重庆出版社编审何鸿钧记录。何曾就读于战时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系四川本地人,毕业以后成为《新民报》记者。
⑦参见这一时期蒋介石入川以后的言论,以及同一时期的《国闻周报》、《新中华》、《大公报》、《独立评论》、《复兴月刊》等报刊有关开发四川的话语。
⑧在1992年和1995年的两个夏天,笔者帮助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Lee McIsaac访问了抗战时期曾在重庆的苦力、产业工人以及新闻记者近20人。“下江人”的“口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⑨当时活跃在陪都的同乡会有“河南旅渝同乡会”,“无锡旅川同乡会”,“湖北旅渝同乡会”,“广东旅渝同乡会”,“宁波旅渝同乡会”,“杭州旅渝同乡会”,“河北旅渝同乡会”,“吉林旅渝同乡会”,“嘉兴旅渝同乡会”以及“宜兴旅渝同乡会”。
⑩见蒋介石:《建设新四川之要道》(1935年10月6日在成都出席省党部扩大总理纪念周讲演),《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1935年在成都行辕对四川各高级将领讲演),《对四川绅耆与教育界之期望》(1936年4月16日在成都讲演),《四川民众的光明之路》(1936年4月20日出席四川省党部扩大总理纪念周讲演),以上话语均载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3,卷14。
(11)各主要媒体纷纷尖锐抨击四川军阀政治的“落后”、“野蛮”与“黑暗”,参见这一时期的《国闻周报》、《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报刊。
(12)参见《新都见闻录》、《旅渝向导》等书。吴稚晖在1935年入川时对重庆记者阐明了个人不同的态度:“再说都市文明罢,沿江这一带我已经看见,渝(重庆)万(万县)各埠与长江下游各都市并不两样,并且我们认真要比较文化程度的话,我们也应该把中国拿去同别的国家比,而不应该拿这一省与那一省比,假若我们与别的国比一比较,我们那(哪)一省谈得上呢?”(重庆《商务日报》1935年4月1日)
(13)所谓“上海模式”,主要指衡量上海等城市现代化发展程度的若干城市物化环境的现代性指标。在这里,“上海模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内涵揉合了这一时期广州、上海、汉口等城市的市政建设经验与举措,因为习惯上以上海为中国现代化的“火车头”,笔者用“上海模式”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高成就的代表者。关于“上海模式”的论述参见拙文“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城市发展的冲击刍议”,《史学月刊》2000年3期。“上海模式”的辐射和影响力具有绝对的文化霸权,而“下江人”的入川与“上海模式”对内陆重庆的渗透和输入几乎同步。
(14)根据凌耀伦的观点,卢作孚是近代中国实业界中第一个明确提出“现代化”的口号、内容和目标的人物。见凌耀伦:《论卢作孚的中国现代化经济思想》,杨光彦、刘重来主编:《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15)在“下江人”的旅川观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卢作孚民生公司胜过外轮的优质服务,民生公司的现代事业形象首先获得“下江人”的认同。另据《新世界》,民生公司朝会的演讲者,常常是来自“下江”的社会名流,他们对于民生公司的赞赏也极大地影响着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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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陆思红.新重庆[M].中华书局,1939.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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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四川省委致中央报告──关于职工运动情况(1929年7月28日)[A].四川省工人运动史料选编[C].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p.123-136.
[8]四川经济月刊(第2卷).1934,(6).
[9]葛绥成.四川之行[M].吴济生.新都见闻录[M].陈友琴.川游漫记[M].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M].陆思红.新重庆[M]
[10]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M].中华书局,1937.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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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M].中华书局,1937.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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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葛绥成.四川之行[M].上海中华书局,1934.p.30.
[19]Robert A. Kapp: Szechwan and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4.
[20]九年来之重庆市政[J]重庆商埠月刊
[21]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dit, Briefs on Selected PRC Cities, Chungk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November,1975, p.3. 另参见J.E. Spencer: Changing Chungking, The Rebuild of An Old Chinese City, i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29 (1939), p. 47-50.
[22]重庆市总商会函件[Z].重庆市档案馆藏:北碚管理局卷571.
[23]重庆:商务日报.1934-03-17.
[24]参见30年代初期的.商务日报.以及刘残音编.重庆通信箱汇刊(第1集)[C].重庆商务日报编辑部,1937.
[25]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1,(2).p.215.
[26]Sun, T.H. 1944, Lu Tao-fu and His Yangyze Fleet[M], in Asia, June.
[27]卢作孚.中国科学社来四川开年会以后(1933年10月)[A].卢作孚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62;;K263;;F291
引用信息:
[1]张瑾.民国时期“下江人”的形成与认同刍议[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4):102-106.
200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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