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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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池田雄一所言，“百年战争”中的“百年”是指从马邑之谋(前133年)到甘延寿矫杀郅支单于(前36年)的近百年时间，三个时期指前133年以降、前111年以降和前68年以降。参见[日]池田雄一著，郑威译《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页。

(2)陶海燕即指出:“对于两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的学术论著研究都集中在西汉王朝对匈奴的关系，而对于东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参见陶海燕《东汉汉匈关系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页。

(3)分别见陈序经《匈奴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355页;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102页;[日]泽田勳著，王庆宪、丛晓明译《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176页。

(4)朱圣明总结了汉匈关系中冒顿、呼韩邪、南单于比时期与汉朝构筑的三种“故事”及其改变的原因。参见朱圣明《论汉匈关系中的三种“故事”》，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侍子即人质。杨联陞说:“‘侍子’这个名称的使用，乃是由于这类人质经常被任命为宫廷的侍者或充当皇宫的卫士。”参见杨联陞《国史探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6)“一亿九千余万”，《后汉书·袁安传》和《资治通鉴》皆作“一亿九十余万”。分别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1页;(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29页。无论数额多少，都印证了陈玉屏所揭示的中国历代民族政策所体现的“重义轻利原则”，即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纳贡赏赐“厚往薄来”。参见陈玉屏《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和历代王朝民族政策遵循的基本原则》，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7)这点是研究者容易忽略的，对此，余英时有过简略的探讨。参见余英时著，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174页。

(8)前者是和帝时军司马梁飒语，后者是光武帝时五官中郎将耿国语，分别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7、716页。

(9)也有学者认为此时匈奴的地位是“客臣”，这比本文认定的地位高些，“东汉皇帝与南单于是相当于君主与客臣的关系，即比君臣关系高一档次的近乎主人与客人的关系。可以说匈奴自身继续保持独立的礼、法，在与东汉的外交关系上隶属于汉”。参见[日]鹤间和幸著、马彪译《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页。

(10)匈奴能否称为国家，尚存在争议，参见李春梅《匈奴政权的发展阶段》，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年第6期。这里使用较为笼统的“少数民族政权”一词。

(11)如，先秦时期儒家既强调“尊王攘夷”，又宣扬“华夷一体”。参见李克建《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第二章、第三章相关内容。

(12)许多墓葬的发掘即证明了这点。如，内蒙古包头一座汉墓的墓葬结构、形态、随葬品几乎完全“汉化”;青海大通匈奴墓的墓室结构和随葬品与中原雷同，如果不是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把它视为汉人之墓也是可以的。分别见马利清《包头张龙圪旦一号墓的族属及部分南匈奴墓葬辨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载《文物》，1979年第4期。

(13)其他例证如拓跋鲜卑融入华夏民族，参见李红阳《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考察---基于拓跋鲜卑融入华夏民族的例证与思考》，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