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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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瞿见.清代村寨代笔中的“笔银”——基于黔东南文斗寨的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1).

①本文的撰成得到了贵州锦屏县王宗勋先生及德国马克思·韦伯基金会(Max Weber Stiftung)马勊思博士(Max Jakob F?lster)在资料上的帮助，谨致谢忱!

②关于清水江文书的基本介绍，可参见Qu Jian,“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shui River Manuscripts,” ERCCS-Research Notes,no.2 (2018):1-6;Zhang Yingqiang,“The Qingshuijiang Documents:Valuable Sources for Regional Hist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of the Miao Frontier in Guizhou,”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1,no.1 (2017):145-160.另可参见如吴才茂《民间文书与清水江地区的社会变迁》,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刘志伟《从“清水江文书”到“锦屏文书”——历史过程和地域文化结构中的县域价值》,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1年第1期，第1-7页。

③“文书本身残破”也为其整理者所着意强调，见“编辑说明”,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④关于敦煌文书的缀合工作，参见如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如第24-25页);金滢坤《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缀合拾遗》,载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下),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3-786页。又如，关于黑水城文书的缀合工作，可参见如杜建录：《西夏文献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274页。

⑤见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三辑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按照该丛书的《编辑说明》,“文书本身由于残缺等原因而致要素不全的，则视具体情况予以简单标注。……部分文书没有具体时间，则注以‘(时间不详)’”。见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三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⑥参见吴才茂《清代黔东南苗族妇女婚姻的缔结与变动——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载黄正建主编《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56页(注释1)。惜乎该文将其误引为“第9册”。

⑦清水江文书中的其他“手模契约”,还可见如锦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9页；陈金全、郭亮主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易遵发、姜启成等家藏诉讼文书》,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6页。

⑧吴才茂《清代黔东南苗族妇女婚姻的缔结与变动——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载黄正建主编《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56页。其中提及，“清代黔东南地区的手模契约，除了用于离异文书外，还有两种情形用到了手模契约：一种是妇女向丈夫表示后悔的文书中……另一种是在清白字中”。

⑨提及该文书的研究，可参见如徐智佳《贵州文斗寨诉讼类文书研究——以易遵发、姜启成等家藏文书为中心》,沈阳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6、39页。

(10)文书中所写文字残缺，但可以依据剩余字形及文意辨识者，径给出释文，并加注波浪线以强调；其余不确定之释文亦加注波浪线。

(11)此三份文书，参见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三辑第10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陈金全、杜万华主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2页；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1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前三者依序简称为合同甲、乙、丙。这一排序系据其上留存的骑缝文字的不同部分，即左部(甲)、中部(乙)、右部(丙)。

(12)相关的研究，参见如魏郭辉《清水江契约文书疑难字词考释》,载《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3年第1期，第181-182页；孔卓《清代文斗寨契约所见苗族家庭财产共有制度》,载《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4页；林芊、王凤梅《“三家”“三老家”:文斗苗寨宗族的生成与扩展——对“清水江文书”相关契约的考察》,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6年第4期，第30页；程泽时《清代苗疆的法律儒家化与理讼》,载《民间法》2017年第19卷，第105-106页。

(13)其中，原文书在书写时外加之小字，以外加方框标示，如“父子主恩者也”。另外，下文“右边一幅”之前原有衍字“边”,被涂去。

(14)关于代笔人的相关论述，可参见瞿见《依口代笔：清代文斗寨法律书写的现场与表达》,载高其才、王奎主编《锦屏文书与法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6-190页。

(15)引用此一文书的文献可谓众多，除了年代较早，其文本内容之重要，也是这一文书广受学界注目的原因。参见如王宗勋《文斗苗寨契约文书遗存及民间保护现状调查》,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6年第2期，第50页；林芊、王凤梅《“三家”“三老家”:文斗苗寨宗族的生成与扩展——对“清水江文书”相关契约的考察》,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6年第4期，第36页；余达忠《清水江流域的森林开发与多族群社会的建构——以边缘族群三锹人的迁徙落寨和生计方式为中心的考察》,载《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8页；林芊《清到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林业生产中租佃关系研究——清至民国西南内地边疆侗苗地区土地关系研究之三》,载《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62-63页；王君《嵌入社会的林业：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的开发与人群互动》,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5期，第19页；钟一苇《清水江文书中纠纷解决的价值取向研究》,载《思想战线》2020年第3期，第167页；

(16)所查询的资料包括台湾地区司法主管机构汇编之《最高法院判例全文汇编(民事部分):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台湾地区司法主管机构汇编之《最高法院判例要旨(民事部分):民国十六年至九十四年(一○四年修订版)》,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台湾大学法学院合作之《最高法院迁台旧档数位典藏计划：民事诉讼审判档案目录》及台湾“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史研究所合作之“台湾史档案资源系统”中的“最高法院迁台旧档民事诉讼案”。另外，黄源盛教授所编之《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民事判例全文汇编(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年)》,因未收录1942年的判决文书，故也未寻获。

(17)参见台湾地区司法主管机构汇编《最高法院判例全文汇编(民事部分):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第538-539页。

(18)该汇编在“例言”之“一”中也表示，所收集的判例虽多，“惟非判例之全部”。

(19)上海律师公会编《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1935年2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上海律师公会1935年印，第68页。

(20)关于文本与抄本在年代上的区分讨论，可参见瞿见《文本与抄本：〈采运皇木案牍〉的抄传》,载《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18年第91期，第5页。

(21)这些学科包括如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地理学、建筑学、考古学、历史学等，以及相对年轻的“物质文化研究”这一研究领域。See Angeliki Karagianni,Jürgen Paul Schwindt,and Christina Tsouparopoulou,“Materialit?t,” in Materiale Textkulturen:Konzepte - Materialien - Praktiken,ed.Thomas Meier,Michael R.Ott,and Rebecca Sauer (Berlin/Boston:De Gruyter,2015),33.

(22)See Thomas E.Balke and Christina Tsouparopoulou,“Introduction,” in Materiality of Writing in Early Mesopotamia,ed.Thomas E.Balke and Christina Tsouparopoulou (Berlin/Boston:De Gruyter,2016),1.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之外，福柯是其中的显著代表。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分析陈述的功能的时候，将物质性作为其所必须满足的第四个条件，并且敏锐地意识到“陈述总是通过某种物质的深度被给定的”;甚至，“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福柯举例说，对于同一个句子而言，“如若它在一次谈话中被某人讲出来，或者被印在某部小说中”,其实“并不构成相同的陈述”。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109-113页。

(23)有学者总结，能动性、制造(making)、交易(exchange)、物质(matter)成为了新物质研究(material studies)的关键词。See Jennifer L.Roberts,“Things:Material Turn,Transnational Turn,” American Art 31,no.2 (2017):65.

(24)在此处，“作者”的概念显然需要被宽泛地理解，其或许更应被理解为文本的生产者，以进一步包含编辑者、出版者、收藏者、制作者等范畴。See Lydia H.Liu and Judith T.Zeitlin,“Introduction,”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ed.Judith T.Zeitlin,Lydia H.Liu,and Ellen Widmer (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the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2003),1-2.

(25)关于“文本物质性”的研究进路，有学者解释：文本的阅读是与它的物理形式结合起来的；文本体现了该物理性，并因读者对该物理性质意义的认识而可被阅读；进而，是文本与物理形式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意义；而物理形式，或物质与读写者之间关系的结合，或多或少地有助于人们对文本的读者和受众的理解。See Graham Allen,Carrie Griffin,and Mary O'Connell,“Introduction,” in Readings on Audience and Textual Materiality,ed.Graham Allen,Carrie Griffin,and Mary O'Connell (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11),2.

(26)在此方面的相关成果，可参见如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Timothy Brook,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Craig Clunas,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1368-1644(London:Reaktion Books,2007).

(27)对这些物质的讨论，甚至可以进入基因层面，比如在缀合竹简时，有可能“利用当今的基因技术，通过对现有简牍基因的提取、分析和比对，来分析它们是否属于同一根竹子”。参见刘国忠《对于简帛学建设的几点思考》,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第40页。

(28)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孙沛阳《简册背划线初探》,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2011年第四辑，第449-462页；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82-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