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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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许树妙.中古标准语基础方言转移引发的音变中断——以中古“支韵入佳”“佳韵入麻”音变为例[J].中国语文，2020(1).

①汉传佛教大师往往精通中土文化，(宋)赞宁《高僧传》卷十五《明律·唐襄州辩觉寺清江传》:“而善篇章，儒家笔语，体高辞典，又擅一隅之美，时少伦儗。”参见(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368页。“儒家笔语”,即儒家经典书面语——文言文，“时少伦儗”即“当时没有对手”。

②参见俞理明《汉译佛经用语和汉语史》,引自《第十七届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4年10月，四川成都，第470-473页。俞先生2024年10月27日见告：“汉译佛典中一些语言成分或构成形式，学界往往认为是受母本语言影响所致，其实在汉语中早已有之，只不过出头露面较少，汉译佛典只不过‘发扬光大’而已。另外，日本学者在使用汉译佛典语料时，也是把它视为汉语史本身的语料，而较少视为母本语言影响形成的语料。”

③即使是藏传佛教，对藏语文的传播、研究与规范化贡献也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这样说：藏语文的传播、研究和规范化主要围绕藏传佛教来进行。

④敦煌莫高窟出土、敦煌研究院藏《国语·周语下》写卷，正文双行小注，文中有雌黄改字，背面有三行《周语》内容，另外题有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历日，是北朝历书。图版参见成都博物馆编《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2024年，第87页、第132-133页。

⑤以上内典，在中古时期非常盛行，《周书》卷四八《萧詧传》:“内典《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义疏》四十六卷，并行于世。”《周书》卷四八《萧詧传》载宗如周：“如周面狭长，以《法华经》云‘闻经随喜，面不狭长’,尝戏之曰：‘卿何为谤经?’如周踧踖，自陈不谤。詧又谓之如初。如周惧，出告蔡大宝。大宝知其旨，笑谓之曰：‘君当不谤余经，政应不信《法华》耳。’如周乃悟。又尝有人诉事于如周，谓为经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滞，故来诉如州官。’如周曰：‘尔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惭谢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唤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责，见侮反深。’众咸服其宽雅。”参见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73-874页。

⑥“子注”之“子”,指“小”,特指字体方面小。又有“子段”,指大段落、中段落下的小段落，小层次。佛经义疏大抵按照门(重)-大段-段-子段-子句等不同层次来科分释义。伯2412信行《三阶佛法密记》卷上：“三阶一部，文有四重，有大段，有段，有子段，有子句。”参见张涌泉主编审订《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770-2771页。

⑦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情形，参见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第一章《魏晋南北朝佛学与语言学》之《“子母注”与佛学》以及第五章《魏晋南北朝史学与语言学》之《魏晋南北朝史学与子母注》,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

⑧“讲说”“转读”“唱导”借鉴了中土先秦的“辨说”和“讽诵”。请比较《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有罗汉菩萨，相继著论，赞明经义，以破外道。”《高僧传》卷七《宋寿春石涧寺释僧导》:“常讲说经论，受业千有余人。”卷八：“并博通经论，数当讲说。”卷八《梁剡法华台释昙斐》:“后东西禀访，备穷经论之旨，居于乡邑法华台寺，讲说相仍。”《高僧传》卷一《译经上》:“竺法兰，亦中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

⑨拉丁语、阿拉伯语有类似的情形。

⑩见于《南史》卷八十《侯景传》、《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宋书》卷八九《袁粲传》、《梁书》卷二五《徐勉传》、《梁书》卷四八《伏曼容传》、《陈书》卷三三《王元规传》、《陈书》卷三四《岑之敬传》、《魏书》卷三六《李同轨传》、《魏书》卷五三《李郁传》、《魏书》卷五五《刘■传》、《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魏书》卷八二《常景传》、《魏书》卷八四《儒林传》。

(11)“都讲”是语言文字学家，《颜氏家训·书证》:“故都讲云：‘蛇鱓，卿大夫服之象也。’”参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64页。

(12)(清)顾炎武《音论下》:“北齐济南王立为皇太子，初学反语。于跡字下注云自反，侍者未达其故，太子曰：跡字足旁，亦岂非自反邪。以足亦反为跡也。赵宦光曰：释典译法真言中此方无字可当，梵音者，即用二字聚作一体，谓之切身，乃古人自反之字，则已先有之矣。”参见顾炎武《音学五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页。

(13)比如伯2833《文选音》、斯1439《春秋后语音》(又定为《春秋后语释文》,以注音为主，兼及释文，辨字，收录异文，卷中又有后人旁注直音。参见张涌泉主编审订《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60页)。

(14)《史记》裴松之注引用了徐广《史记音义》、服虔《汉书注》、晋灼、陈瓒及蔡谟《汉书音义》。参见(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8页。

(15)内容是从《慈悲忏法》第七卷接近开头的部分到同书第八卷接近开头的部分，也就是自《大正藏》第45卷之950页中栏第14行“余”字开始，到954页下栏第26行的“晖”字为止的部分，参见[日]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锺翀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2页。

(16)该写本从左至右书写，内容涉及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之《譬喻品》第三的接近结尾部分开始，到《随喜公德品》第十八后半的部分。参见[日]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锺翀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2页。

(17)道慧之后又有隋朝沙门智骞作《众经音》。

(18)还有《韵诠》(慧琳《一切经音义》引),是武周时韵书，这是等韵的萌芽，该书已经失传，作者玄武之对陆法言《切韵》颇为不满，孙光宪说：“曾见《韵诠》,鄙驳《切韵》,改正吴音，亦甚核当。”参见《北梦琐言》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7页。《韵诠》是对《切韵》的革新，同时又是悉昙等韵的建树，其平声分为50韵，韵目见日僧安然《悉昙藏》卷二。安然说：“又如真旦《韵诠》五十韵头，今於天竺悉昙十六韵头，皆悉摄尽，更无遗余。”(《等韵溯源》,见《音韵学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03、409页)后面的韵图分摄，滥觞于此。参见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47页。

(19)高丽藏本《随函录》可能是宋代书写或者刊刻之物，它不一定是从后晋传到辽，再到高丽，而是从宋传到辽，或直接到高丽。敦煌文献中有从刊本《随函录》转抄的写本。参见[日]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锺翀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02-403页。

(20)还有一些佛典经音单行本，如慧苑《华严经音义》、云公《大般涅槃经音义》等。

(21)此书的著作权还曾有过争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三《何超〈晋书音义〉》言：“胡三省《通鉴注》自序云：‘《晋书》之杨正衡注，吾无取焉。’《宋史·艺文志》则云‘杨齐宣《晋书音义》三卷。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晋书》有何超(字令升)所撰《音义》三卷。天宝六载，其内兄杨齐宣(字正衡)为之序，胡及《宋史》误以为杨撰耳。”参见(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19页。

(22)“音”类著作与“难字”类著作有近似的地方，都记载了大量的正、俗字，是正音、正义、正形的体现(参见张涌泉主编审订《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933页),由于佛经的抄写者和阅读者往往是平民大众，俗字连篇，以上工具书其实就是希望明确通用文字规范标准，使大家有章可循。

(23)慧琳的老师不空奉诏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观门》,所谓四十二字观门，是以始于“阿”字而终于“荼(佗)”的42个字母，为一切字的根本，也就是入道成佛的法门(参见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8页)。可见，音义之学是佛教密宗学佛的津梁。不空遵秦音而贬吴音，他的弟子慧琳也辨别秦音和吴音，指说《韵英》切某，秦音也；《切韵》音某，吴音也。慧琳译音取则自唐代以长安为代表的关中方音，当时又称为“汉音”。而在初唐时期，唐朝的标准读书音还是《切韵》音系，反映《切韵》音系的译经是玄奘翻译的佛经，佛典音义是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其方言基础就是译场所在的洛阳。到了盛唐为之一变，标准音成为长安音，玄应音与慧琳音之别，就是洛阳音(吴音)与秦/汉音(长安音)之别。而辽希麟(主要活动时间在统和年间，也就是983—1011年间)《续一切经音义》虽然说是续慧琳《一切经音义》,但语音系统是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唐宋读书音，也就是吴音。就这样，佛典音义的译音从初唐的吴音转移到盛唐的汉音，到晚唐五代又回归到吴音，实现了从洛阳音到长安音又到洛阳音的循环。这与当时中国行政、教育等领域的通用语言情形相吻合，也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复杂演变相吻合。参见尉迟治平《序》,载黄仁瑄《续一切经音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15页。

(24)顾齐之《新收一切藏经音义序(开成五年[840年])即《慧琳音义》顾齐之序提到“国初有沙门玄应及太原郭处士并著音释”。参见(唐)慧琳撰、徐时仪校注《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18页。

(25)出世为真，入世为俗，指出家在家。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二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145页。

(26)随函体采用外典音义形式，卷帙庞大，与中土的注疏风格契合，传世的佛典音义多是随函体。

(27)此书与道宣《大唐内典录》(麟德元年[664年]成书)及道世《法苑珠林》(总章元年[668年]成书)等年代相近的资料一起，并称为《大唐众经音义》,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也是如此，在《开元释教录》(开元18年，730年)以及后来的《慧琳音义》“景审序”中称为《一切经音义》。参见[日]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锺翀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88页。

(28)参见张涌泉主编审订《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566-5573页。以下统计，多据该书，不再出注。

(29)智永又培养出虞世南等优秀书家，参见《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参见(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五《小学》“唐禁中书法”,扬州：广陵书社，2024年，第874页。

(30)唐长孺《唐长孺文集》第七卷，《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北京：中华书局，第300-311页，引用文字见第304页。《千字文》实际上是汉语文最核心、最常用、最基本的一千个字词，是典型的通用语言文字范本和教材，关于南朝至宋对《千字文》的整理、研究于传承，以及官方对《千字文》的不同态度，检(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五《小学》“梁《千字文》”:“唐志：周兴嗣《次韵》一卷(《兴嗣传》: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文》,高祖以羲之书千字，使兴嗣次韵为文),萧子范《千字文》一卷(南平王使子范制《千字文》,蔡远注释)。《隋志》:萧子云注《千字文》,胡肃注，并篆草书各一卷，《演千字文》五卷。梁武帝制《千文诗》,沈重为注解，隋潘徽为《万字文》及《韵纂》(三十卷),智永草《千文》。宋朝太宗谓近臣曰：《千文》盖梁得锺繇破碑千余字，周兴嗣次韵而成，词理亡可取。”(引文参见(宋)王应麟《玉海》,扬州：广陵书社，2024年，第872页)

(31)唐太宗对南朝文化情有独钟，比如，贞观三年(629年)颜师古请求对远方诸国朝贡者图，写作《王会图》,从之。这实际上是对梁《职贡图》的借鉴。

(32)唐长孺《唐长孺文集》第七卷，《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00-311页，引用文字见第311页。“羲之顿首死罪”来自王羲之的帖，“顿首死罪”是汉魏晋时期的书信用语，请比较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王羲之《杂帖》:“羲之死罪：累白至也。辱十四日告，慰情，念转塞，想善平和。下官至匆匆，自力白。羲之死罪。诸人何似?耿耿。(案：张溥本以末十字别为一帖)”OR.8212/1398 LA.II.i.(e),《晋杂写》(沙、吴2-174):“顿首死罪，诚惶诚恐。”75TKM91:11/5《西凉建初四年(408年)秀才对策文》(1-59):“伏惟殿下应期命世，绍纵前圣，玄韵遐茏，采错他山，岂臣管窥所宜对扬。仰缘神策，冒陈所闻，臣隲诚惶诚恐，顿首，死罪死罪。”

(33)当然这些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错误，需要校勘。桂馥《札朴》卷七“释文引《字林》”:“《尔雅》释文引《字林》:‘蠵，大龟似猬。’案：此有脱误，当为以猬鸣。”参见(清)桂馥撰、赵智海点校《札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8页。

(34)当时的佛经音义往往进呈皇帝，体现了佛教音义在当时的学术主流色彩。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开成五年(840年)八月二日记载桂轮座主：“新造唐韵略及大藏经音八卷，拟进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