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①陈国灿《略论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载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49-62页。汤士华将吐鲁番出土文献分为六类:“1、纸质文书:主要指近(引者按:疑打印时脱“百年来”)吐鲁番地区的一些佛寺遗址和自晋唐至清代古墓葬出土的以纸为质、以朱墨书写的、各种文字为载体的、记录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交通、宗教民俗等领域的文字资讯资料。2、墓誌:主要指吐鲁番地区近百年来,陆续出土的我国北朝至唐代的专为记录死者身世及其有关情况的墓葬文字资料,有的专家学者称“高昌墓砖”或“高昌墓誌”,包括石质、木质和泥坯质。3、石刻、石碑。主要是指吐鲁番境内出土或是遗存的功德碑、纪功碑、记事碑、纪念碑及碑刻等文字资讯资料。4、题记:包括文书题记和壁画题记。文书题记:即文书中保留的各种题记,它具有揭示文书的作者、抄写者、供养者、持有者、抄写时代等个性化特征,以及文书中出现的人名、官职、佛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壁画题记:主要是指吐鲁番地区的一些寺院遗址墙壁上的有关宗教绘画中的题词和解说之类的文字资讯,同时,还指吐鲁番境内晋唐时期的古墓葬壁画之中的文字资讯资料。5、帛书(麻书):主要是指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帛书资料,包括麻书、锦书等书写在纺织品上的文字资讯资料。6,其他。(汤士华《吐鲁番出土文献资料资讯库的构建设想》,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引文见第368页)使用“文献”而不使用“文书”还考虑到别的因素。池田温指出:“‘文书’一词在历史的史料学和古文书学中,是有别于书籍的带有限定的专门用于记录的意思(是有特定发言人和收信人)的文件,因此对包含有典籍、文书、记录在内的敦煌资料,比起称为‘文书’来,使用‘文献’的通称更好一些。”([日]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张铭心、郝轶君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41-42页)

②我们在本文中所言的吐鲁番出土文献,一般指汉文文献。而且主要是指佛经、道经等宗教文献以外的文献。同时,还需说明的是,这里所言吐鲁番出土文献,既指吐鲁番本地出土的文献,还包括西域其他地方比如库车出土的文献。荣新江在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时曾经指出:“应当说明的是,德国的四次‘吐鲁番考察’,实际上后两次的重点在库车,最后一次根本就没有到吐鲁番。但他们在库车、图木舒克、焉耆等地发掘的材料,一般习惯上也称之为‘吐鲁番收集品’,这容易使人误解一些文物的原出土地。特别是现在许多写本的原编号已经佚失,我们很难判断它们来自吐鲁番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我们至少不应当把它们统统归之为吐鲁番的发现品。”(引文见本书第3页)长期以来,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吐鲁番学”就是以研究吐鲁番盆地出土文物为主、同时包括整个新疆以及中亚其它地区出土文献的一门学科(例如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书中就包括了大量于阗文书),季羡林指出:“将近十年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的时候,对‘吐鲁番学’这个词儿,是有过一点争议的。大多数人同意,用比较有典型意义的吐鲁番来代表整个新疆,甚至新疆以外的中亚的一部分。但有少数人提出,应该添上库车,又有人提出添上于阗等等,仍然不能百分之百地代表新疆。而且啰哩啰嗦。一个学科的名称,最后大家基本上都同意了上面那个解释。于是‘吐鲁番学’这个词儿就流行起来了,一直用到现在。”(季羡林《〈吐鲁番学〉研究专辑.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页)需要说明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有一些文书来自长安、洛阳、伊州(参考陈国灿《略论吐鲁番出土文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关系》,载《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它们也是我们关注和考察的对象。

③池田温指出:“吐鲁番文献贯穿了3至14世纪,以其种类的丰富可与敦煌文献匹敌,不仅如此,因其在数量上比较集中在5至8世纪这一点上,与以9、10世纪为主的敦煌文献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日]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张铭心、郝轶君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49页)又指出:“(吐鲁番)出土了从4、5世纪到8世纪的大量汉文文书。这些文书多是世俗的官私文书,与以佛典为主的敦煌文献相比,是另一性质的文书群。”(引文同上,第56页)

④“姑师”和“车师”本是同名异译,但《史记》与《汉书》一译“姑师”,一译“车师”,却另有深意。“姑师”是该国破败前的译名,“车师”为该国分裂后的译名。“姑师”破败,分裂为“车师八国”,发生在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或稍后。参考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⑤德国学者勒柯克(A.von.Le Coq)根据吐鲁番壁画中的蓝眼睛、红头发人像,所获写本中常见属于印欧语系统的吐火罗文字,认为这一地区的居民中一部分是吐火罗人,他们是月氏人迁返欧洲时留下来的;橘瑞超认为,这里一部分是雅利安人,一部分是蒙古人;白鸟库吉认为全是雅利安人,羽田亨认为是伊兰人;嶋崎昌认为是蒙古人;斯坦因和伯格曼认为是塞人;王素认为,西域的民族本来就复杂,姑师与车师的文化也不是单一的,今吐鲁番地区所辖三县,西部的托克逊县当时流行塞种文化,东部的鄯善县、中部的吐鲁番县当时流行匈奴文化。姑师和车师还有大月氏文化、乌孙文化,是多民族的城市国家和半农耕、半游牧的国家(以上诸家观点参考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647页)。不过,根据考古学的系列成果,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里的早期居民主要是印欧人。参考V.H.Mair,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Place-Name‘Dunhuang’-With an Added Note on the Identity of the Morern Uighur PlaceName‘Turpan’.收入李铮等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01-954页;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⑥但在早期汉人的影响并不一定显著,虽然有所谓都护、长史上任,但是西域只是从属,并且不一定要被汉朝课以重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匈奴(这也是西域人愿意臣属于汉的原因)。从《汉书.西域传》可以看出,西域的官职都是由本地人担任,汉人去任职的数量不多。即使去,也是在较高层面,而且其所住也为另一区划,避免与当地人混住,基层官吏和士兵还是由西域人担任,汉文化和汉语的影响自然是有限的。参考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49页、第165页。又参考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⑦索绪尔指出:“必须提到语言和政治史的关系,有些历史上的大事件,例如罗马人的征服其他民族,对于许多语言事实有无可估量的影响。”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沙.巴利、阿.薛施蔼、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高明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据1949年法文版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页。

⑨陈寅恪言:“高昌,城郭之国,故可郡县之,非突厥、吐谷浑之比也。”(《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31页。

⑩关于两汉时期西域汉人的构成以及具体状况,特别是驻屯西域的汉人士卒的身份,可以参考贾从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第1-8页;贾从江《关于东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二辑,第155-168页。

参考(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3页。《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十六年正月,“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新唐书.太宗纪》:“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抚西州,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自首以应募。辛未,徙天下死罪囚实西州。”《册府元龟》卷612《刑法部.定律令四》:“(贞观)十六年正月,制徙死罪以实西州,其犯流徒则充戍,各以罪名轻重为年限焉。”(又见《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六年春正月条)这里甚至还是逃犯们的栖身之所,《文馆词林》卷664《贞观年中慰抚高昌文武诏》:“自大军平定以来,有良贼被配没,及移入内地之徒,逃亡在彼,及隐藏未出者,并特免罪,即任于彼,依旧附贯。”这些迁徙来的汉人,其家口也随之而来。例如,《唐盖蕃墓誌》记载盖蕃到西州蒲昌县任县丞乃照顾其兄于贞观年间减死配流高昌,而封常青随外祖父因罪流安西而去此地(参考新、旧《唐书》本传)。于是,这里形成杂居的局面。《资治通鉴》卷196太宗贞观十六年八月条记郭孝恪出任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后,“高昌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杂居西州,孝恪推诚抚御,咸得欢心。”正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是西州人员变化很大的时期,所以,贞观十七年,西州官府对于当地户口进行了全面清理和调查。

还包括前秦苻坚攻灭前凉、河西居民的西迁,以及北凉被北魏灭亡后,沮渠无讳率臣民数万辗转迁来的河西居民。参考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高昌王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2003年5月。又请参考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原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后收入《山居存稿》第333-344页。

关于移民特征和方言演化的关系,可以参考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比如,“高昌”即得名于汉语,见《魏书.高昌传》。

在西汉元康年间(公元前65-62年),车师人大部分迁徙到渠犁(可能是今库尔勒县西、孔雀河东地区),《汉书.西域.车师传》:“车师王之走乌孙也……于是汉召故太子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又参考周一良《周一良集》第贰卷《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532-536页“车伊洛传”条)有的还迁徙到鲜卑。《晋书.索靖传》载晋武帝咸宁二年七月鲜卑阿罗多等寇边,此阿罗多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车师后部王同名,可能就是亡于鲜卑的车师后部人。参考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48页。从洛阳出土的一方《鄯月光墓铭》(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誌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7页)可以看出,北魏迁都洛阳后,车师前部王室后裔也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再未返回故土了。另外,即使是留居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可能也已经汉化了。唐平高昌后,贞观十四年十二月丁酉(初五),侯君集献俘(《资治通鉴》卷195),实际上外迁了一批高昌本地人,唐太宗下令把高昌王室和豪右迁入内地(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辑,1980),留下的往往是百姓、僧尼以及“旧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文馆词林》卷664《贞观年中慰抚高昌文武诏》,此诏发布的时间可能是贞观十七年正月乙丑,参考池田温编《唐代诏敕目录》,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39页)。加上贞观十六年正月唐朝把全国犯死罪者发配西州为户,犯流刑者为兵戍守(《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六年正月”条),实际上使这里的人口和语言汉化的色彩和力度更大了。伯希和也指出:“这些地方的汉代古国,如吐鲁番西北雅尔地方的车师前国之类,流行的是何种语言,吾人不知。当中国屯田高昌之时,因其发展,其地多被汉化,土语节节退让,致在7世纪上叶,玄奘竟不知有土语之存在。”《吐火罗语与库车语》,收入张国领、裴孝曾主编《龟兹文化研究》(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引文见第273页。

如高昌国著名大族张氏,便是这种移民方式的结果。《武周张怀寂墓誌》:“襄避霍难,西宅敦煌,余裔迁波,奄居蒲渚,遂为高昌人也。”而怀寂之子《张礼臣墓誌》载“属苻坚肆虐,挺扰五凉,避难西奔,奄居右地。”沙梅真统计了从公元348年至公元640年唐建立西州间200多篇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资料,发现汉姓人数占

70%以上。并认为原因有三,其一,自汉以来,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戍边世族官员拖家带口定居于此,形成了该地区汉姓规模;其二,高昌郡、高昌国时期,最高统治者都出自汉族(少数民族政权也是深受汉族文化影响,提倡汉文化),王姓必然会在一定的统治时期大规模发展;其三,自敦煌、张掖、武威等河西诸郡迁移而来的世家大族,与王室联姻,统治着高昌的经济和文化。参考《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姓氏资料及其文化意蕴》,《敦煌研究》2007年第1期。

而这,也是与西北地区与西域地区的草原文明不断西迁和兴衰存亡相伴的。参考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施新荣认为高昌麴氏之郡望只能是金城。参考《也谈高昌麴氏之郡望》,《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

这些家族往往最先是从中原迁来西北,氾氏从济北鹿县迁来敦煌,后成敦煌望族;索氏从钜鹿南和迁来敦煌,令狐氏则从太原迁来敦煌。以上家族后来再迁至高昌。鞏氏则来自张掖,袁氏来自武威。参考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高昌王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

龙晦曾经对《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中144对互注字进行研究,只发现15对字有音变,占互注字的1/10,这说明直到8世纪,西州人所操的汉语同内地的标准语基本一致。而卜天寿写本中的许多别字,除了个别待考以外,绝大部分见于北朝及唐朝的碑志(据《增订碑别字》),与内地流行的俗字写法也相同。参考《唐五代西北方音与卜天寿〈论语〉写本》,韩国磐《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的书法》,转引自田卫疆主编《吐鲁番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一般而言,包括西州方言在内的河西方言语音声母与韵母的简化、声调的浊上变去比较严重,而且早于内地,参考廖名春《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看“浊上变去”》、《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与麴氏初唐时期高昌方音之声母》、《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与麴氏初唐时期高昌方音之韵母》,均收入廖名春《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8-362页、第363-380页、第381-407页。

(俄)丘古耶夫斯基著《敦煌汉文文书》(王克孝译,王国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0页。吐鲁番籍帐文献与敦煌文献在用词方面的不同,还有不少,这反映了西州籍保存旧式较多,这些旧式往往来自高昌国,而后者又沿袭了北魏至隋的书式。参考(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铣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94-95页。

又比如,粟特火祆教敬重阿胡拉.马兹达,不直呼其名,而将这位祆教主神尊称为adbag,意为“主神”或“大神”,相当于婆罗门教的湿婆(Siva)。粟特人对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这个尊称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是“阿摩”,但是在敦煌文书中便是“大祆”。参考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39-241页;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02页。

图版及录文依据(日)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李德范译,中华书局2003年,第36页。

这些《族谱》的图片分别见于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壹册第382页—384页、第333页。

[1]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高昌王国[J].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

[2]周振鹤,游汝杰.方与中国文化(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日]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M].钟翀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4][俄]丘古耶夫斯基著.敦煌汉文文书[M].王克孝译,王国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王素.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新探[J].敦煌研究,1993(1);陈国灿.略论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的史学断代问题[J].敦煌研究,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