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1)因为笔者仅研究汉文敦煌遗书,所以本文所谓的“敦煌遗书”仅指汉文敦煌遗书。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包括600余号藏文遗书。由于这批遗书所占比例较小,对本文的统计分析结论影响不大,故本文以下统计国图敦煌遗书资料时未予剔除。

(2)参见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载《敦煌文薮》,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收入《敦煌遗书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

(3)古今行政区划不同,故《敦煌遗书定级国家标准》将敦煌遗书的出土地定义为“古代敦煌地区”。而采用“原藏于古代敦煌地区”这一表述,蕴含了敦煌遗书乃属“古代”的典籍、文书。亦即定义中的“古代敦煌地区”兼具时间、空间两层含义。

(4)“说有容易说无难”,敦煌遗书中是否保存有西晋遗书,目前尚无确切结论。但至今为止笔者考察过的所谓三国、西晋的敦煌遗书,均为赝品。

(5)本文所谓的“收藏形式”,主要指该遗书目前由收藏单位收藏,还是由私人收藏家收藏。

(6)“收藏单位”有国(公)立、私立之别。为行文简便起见,本文所谓的“收藏单位”不作上述区分,仅把“收藏单位”收藏视作与“私人收藏”相对应的另一种收藏形式。

(7)实际上,至今若干私人收藏家依然用这种标准选购敦煌遗书。

(8)如果仔细分析,王圆箓、李盛铎等中国人,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得到敦煌遗书时的主、客观条件各不相同,故其所得结果也不相同。为避文繁,本文不予展开论述。

(9)参见方广锠:《百年前的一桩公案》,载《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除了在不得不退还的22卷遗书上伪造题跋、勘记外,李盛铎等人甚至在上交学部的遗书上伪造题记。行为恶劣,令人不齿。

(10)方广锠:《收藏题跋から见た草创期の敦煌学》,载《草创期の敦煌学》,知泉书馆,2002年12月。中文本:《初创期的敦煌学》,载《行愿大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9月。收入《敦煌遗书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

(11)中国国图敦煌遗书实际编号到16579号,去掉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空号,目前实际系有敦煌遗书的编号为16516号。本文统计号数时采用略数而不精确到个位,是因为国图敦煌遗书编目时,直接从敦煌押运进京的部分与后来入藏部分在个别地方略有交叉,如果精确到个位,用数据库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好在交叉仅发生在揭下的背面裱补纸部分,牵动面很小。采用略数,不妨碍从总体把握这两类遗书。又,中国国图直接从敦煌押运进京的部分中有些遗书曾经被李盛铎等人撕开充数,这自然会影响本文统计的准确性。但我用数据库统计,国图从敦煌押运进京的部分中可以缀接的遗书为1101号,可以缀接为500余卷(其中有些为与英国、法国等非国图藏卷相接),也就是说,李盛铎等人用撕卷子充数的方式偷走的卷子总数,不会超过600号。这600余号的存在不影响本文之“中国国图直接押运遗书与散藏敦煌遗书的比较”。当然,李盛铎等人实际偷走的数量远远大于600余号。这是另一个问题,本文暂不予涉及。

(12)下余残片其后分两次整理,共编成5000多号。参见方广锠:《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察初记》,载《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

(13)主要是当年押运委员作为赃物退回残片粘贴本2本,共粘贴残片223片。此外还夹入其它各种原因产生的残片。

(14)仅计算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所得631号,不计从拍卖公司所购买3号。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