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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构改革改变了党的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的耦合方式,增加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发生冲突的可能,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和衔接带来新挑战。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技术上的,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冲突有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两种形态,积极冲突主要体现在具体规范、组织原则和制度理念等层面,消极冲突主要发生在联合发文、行政问责和司法救济等领域。对冲突进行调适,要在定位上明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分工,在制定环节加强规范冲突的源头治理,在实施环节立足法律实质提供司法救济。
Abstract：[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辅导读本/本书编写组编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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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黄先雄．党政合设合署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回应[J]．中外法学，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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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操申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路径探讨》，《探索》，2010年第6期;韩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同问题研究》，《理论导刊》，2015年第12期;秦前红、苏绍龙:《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基准与路径———兼论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法律科学》，2016年第5期;罗许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机制建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6期;李树忠:《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再阐释》，《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吕永祥、王立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机制研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动态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李哲:《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等。
(2)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是在特定背景和环境中针对特定问题提出的，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党政分开，而不是西方“政治-行政”二分意义上的“党政分开”。参见张康之《新时代机构改革的新探索》，《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8年第5期。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D262.6;D920.0
引用信息:
[1]张洪松.党政机构改革背景下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04):124-129.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法规发展历程和经验研究”(19XDJ005); 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党政关系规范化视角下的法治政府建设研究”(SC18C025)阶段性成果
2021-04-10
2021-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