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1][韩]赵胤宰.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3).

[2]秦大树.早期海上贸易中的越窑青瓷及相关问题讨论[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2).

[3]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与特点[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5).

[4]Arthur Lane,R. B. Serjeant. Pottery and Glass Fragments from Aden Littoral with Historical Notes[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8. No. 3、4.

[5][日]田中克子、横田贤次郎.太宰府·鸿胪馆出土の初期贸易陶瓷の检讨[J].贸易陶瓷研究,1994(14).

[6]陈文平.唐五代中国陶瓷外销日本的考察[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6).

[7]苌岚. 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廖国一.从出土出水文物看唐宋时期中国对印尼的影响[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9]辛光灿.西爪哇下万丹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初探[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6).

[10]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J].海交史研究,1995(1).

[11][日]弓场纪知.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1998-2001年研究成果介绍[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1).

[12]朱江.扬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壶[J].文物,1983(2).

[13]李效伟.长沙窑:大唐文化辉煌之焦点[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14]陈达生.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的见证——泰国猜耶出土瓷碗和扬州出土背水壶上阿拉伯文图案的鉴定[J].海交史研究,1992(2).

[15]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A]//贸易陶瓷与文化史[C].台北:允晨文化,2005.

[16][宋]赵汝适.诸蕃志[M].杨博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

[17][元]汪大渊.岛夷志略[M].苏继庼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韩槐凖.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J].文物,1965(9).

[19]Sumurah Adhyatman,ZHANGZHOU(SWATOW)ceramics,Six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Found in Indonnesia[J].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Jakata-Indonesia,1999.

[20]马文宽.中国青花瓷与伊斯兰青花陶[J].中国历史文物,2003(1).

[21]Ellen S. Smart,Four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from a Tughlaq Palace in Delhi[J]. TOCS. 1976-77,pp. 199-230. Asok Kumar Das,Chinese Porcelain at the Mughal Court,SRAA. Vol.Ⅱ,1991-1992. PL. 2.

[22]张浦生,程晓中.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A]//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3]戴柔星.阿德比尔清真寺收藏的中国瓷器[J].紫禁城,2016(3).

[24]孔远志.中国陶瓷与东南亚穆斯林[J].中国穆斯林,1990(6).

[25]明武宗实录(卷一九七)[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7]金立言.和风扑面:明末清初外销日本的景德镇瓷器[J].收藏,2018(6).

[28][英]柯玫瑰,孟露夏.中国外销瓷[M].张淳淳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29]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巴特勒家庭所藏十七世纪景德镇瓷器[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30]金立言.窑火丹青——两庆书屋藏瓷[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

[31]David Whitehouse. Chinese Porcelain in Medieval Europe[J]. Medieval Archaeology 16(1973).

[32][英]让·米歇尔.从马可·波罗到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欧洲早期的中国陶瓷热[J].张敢译.装饰,2009(1).

[33]朱培初.法国路易王朝对中国瓷器的狂热爱好[A]//明清陶瓷与世界文化的交流[C].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

[34]金国平.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明清瓷器[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6).

[35][明]朱纨.甓余杂集:卷四三报海洋捷音事[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5.

[36]郑舜功.穷河话海:卷六海市[A]//日本一鉴影印本[C]. 1939.

[37]David Sanctuary Howard. Chinese Armorial PorcelainⅠ[M]. London:Faber,1974. David Sanctuary Howard. Chinese Armorial PorcelainⅡ[M]. London:Heirloom&Howard,2003.

[38]黄静.纹章与纹章瓷[J].收藏,2016(13).

[39]欧阳哲生.中西交通史上的“西方”概念之探源[J].史学月刊,2015(9).

(1)相关研究参阅朱裕平:《中国古瓷铭文》,上海科技出版社,2018年;孙彦等:《中国历代陶瓷题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童依华:《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大业公司,1984年;关宝琮:《中国历代瓷器款识》,1998年;熊寥、熊微:《中国历代陶瓷款识大典》,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

(2)“陶瓷之路”即中国瓷器域外输出所历之路,一般指海上的瓷器输出,其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最早出自日本陶瓷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出版于1969年的《陶瓷之路》一书。[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李锡经、高喜美译,文物出版社,1982年。

(3)例如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57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求法的经历,其中有21批35人均是经海路出发到达印度,无论是次数还是人数几乎均是陆路出发的两倍。[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吴玉贵:《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753页。又如晚唐地理学家贾耽著有《皇华四达记》(收录于《新唐书·地理志》),其中记述了唐代通于境外的7条道路,包括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其中登州道(山东蓬莱)今又称“黄海道”,主要交通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广州道则通达今东南亚、西亚、中东及非洲等地,二道均为海上交通,而另外五条为陆路通道。《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146-1147页。

(4)关于存世正德朝伊斯兰铭文瓷器数量,据骆爱丽统计,青花回回文瓷器约近百件、矾红回回文瓷器有8件全品和1件残器,其中2件无年代款识。骆爱丽:《十五—十六世纪的回回文与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第167-168页、215-218页。据李毅华,北京故宫藏波斯文、阿拉伯文铭文瓷器共20余件,其中红彩瓷盘仅一件。李毅华:《两件正德朝阿拉伯文波斯文瓷器—兼谈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另参刘伟:《正德时期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宫廷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韩槐準:《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文物》1965年第9期;戴柔星:《阿德比尔清真寺收藏的中国瓷器》,《紫禁城》2016年第3期;金立言:《窑火丹青——两庆书屋藏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

(5)纳巨峰据记述明代中国的波斯语文献《中国纪行》,而将北京故宫藏正德矾红阿拉伯文瓷盘盘底所书阿拉伯文、波斯文一并汉译为:“大明皇帝即苏莱曼国王御制”,而“苏莱曼”则为明武宗朱厚照的伊斯兰教名字。纳巨峰:《明武宗回教信仰考》,《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

(6)自魏晋至隋唐,中国对“西域”的指称不仅包括两汉时期的西域十六国,还包括中亚、印度等国,甚至远至欧洲地中海诸国。相关研究参看刘迎胜:《东洋与西洋的由来》,《走向海洋的中国人》,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年,第120-135页;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58页;万明:《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荣新江:《“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