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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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车辚.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及其成因[J].贵州大学学报,2007(1).

①关于康区(Khams,在近代外国人著述中常写成Kham或Kam)的地理范围,历来并无明确的定论。姚乐野、石硕等学者认为,“康”并无行政区划那种明确地界,传统上,“康”的范围大抵是指西藏丹达山以东、四川大渡河以西、青海巴颜喀拉山脉以南、云南高黎贡山以北的地区,这个地域范围相当辽阔,若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则包括了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及果洛藏族自治州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参见姚乐野主编、石硕副主编:《〈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校勘影印全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前言,第2页。本文并非专题研究康区地理界线问题,为尽可能全面地对近代入康之外国人加以统计,避免此前某些研究中曾出现的因局限于行政区划而割裂地域导致统计不够全面的局限,固以一般意义上最大范围之康区为论述范围,大致包括大渡河以西、工布江达(鲁共拉或嘉黎县)以东、丽江以北、巴颜喀拉山以南。其范围并非绝对固定,偶或涉及邻近地区,具体而言,大致为今西藏昌都地区(包括林芝地区的察隅县和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青海玉树(间或涉及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主要为木里藏族自治县等)、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兼及怒江州的贡山县和福贡县)。其地跨川滇藏青四省区(若再算上民国时期的西康,乃五省区。此外,行文中尚涉及甘肃省南部与川、青交界的部分地域如卓尼、迭部、郎木寺等)和岷江、大渡河、金沙江、黄河、澜沧江、怒江、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雅鲁藏布江八大水系。关于康区与安多的地域范围划分问题,学术界已有大量探讨。最近高晓波《安多、康区区域的形成及民族来源综论》一文(《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对于学界关于康区与安多的区域划分、民族来源及区域形成等问题作了简洁明了的述论,可参见。文中认为,依据地理标准、语言标准还是综合考虑二者,是造成康区与安多区域划分难以绝对确定的主要原因。例如,由于康区有操安多方言的藏族(如阿坝州的嘉绒藏区),安多也有操康方言的藏族(如卓尼农业区),故既有将果洛州和阿坝州嘉绒藏区划为康区者,亦有将其划入安多者。因此,各种区域划分都不是绝对的。考虑到统计的完整性,故本文将今阿坝州全部纳入统计范围。

②相似论述可参见[美]何溯源著、汤芸译、彭文斌校对:《巴塘事变:康区及其在近代汉藏史上的重要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③最早关注近代外国人在康区活动这一问题的学术著述,应该说还是出自入康外国人。早在英国人威廉·吉尔于1883年再版的《金沙江》一书之“地理学导论”部分,就用了75页的篇幅论述此前十余名外国人在康区的活动,但其主要是从地理线路考察和地质学的角度进行学术回顾。20世纪上半叶任乃强先生在其名著《西康图经》中,对近代在康区活动的外国学者如培莱拉、劳策、洛克、哈姆、古纯仁等人的地质勘查活动有论及。当代学者冉光荣、耿昇、房建昌、王远大、冯明珠、秦和平、彭文斌、王川、秦永章、徐君、保罗、杨健吾、邓前程、刘君、陈声柏等对相关问题有文著涉及。从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来看,主要集中在入康教会和传教士的活动,如[法]施帝恩著、尼玛扎西等译、彭文斌校《“商人型传教士”的新型宗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滇西北的早期活动(1846-1865)》(《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郭建勋《人类学视野下康区宗教的研究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等文。从人物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少数著名人物如古伯察、古柏、柔克义、叶长青、史德文、金敦·沃德、古纯仁、洛克、葛维汉等。

④对近代中外入康考察者相关著述进行比较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彭文斌先生《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一文。该文深入研究了戴维斯少校(Major H.R.Davies,英国情报官员,1894-1900年间多次入康考察)“Yunnan”一书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分类的观点及其在中国学者中引起的论争,并称之为“中国化的西南视野”与“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之间的“抗争”。其视角和方法颇具借鉴意义。

⑤徐尔灏《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民国三十四(1945)年七月出版,丛刊第八号)收录有40余人。据邓卫中《基督教对近代四川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1期)统计,1881-1949年间,进入四川藏区的外国教士有76人。据赵艾东博士(近几年主持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近代外国人在康区的活动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外国人在东部藏区的活动与中西文化交融研究”)统计,近代在康区活动的西方人共约百余人次(其中部分人多次进出康区),来自9国。而经笔者统计,发现无论国家和人数都远远不止此数。详见后文。

⑥本文以外国人首次入康时间为准进行统计,未计重复入康人次及出康时间等因素。因此,前一阶段入康者下一阶段仍留在康区的情况未作统计,文中统计比例仅反映各阶段入康人数的动态变化情况。

⑦1845年底法国神父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和秦噶哔(Joseph Gabet)从青海湖南经格尔木及玉树的曲麻莱和治多,再经唐古拉山口,于1846年初到达拉萨。

⑧冉光荣先生也认为,从四川教区的总形势分析,自重庆开埠以后,美、英、法教会相比较,前两者的发展更为迅速,而法国天主教显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参见冉光荣《天主教“西康教区”述论》,《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7年第2期。

⑨至1870年,川西北代牧区仅有一个代牧主教,12个外籍教士。参见杨健吾《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