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1]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2]任新建,何洁校注.我的青少年时代——任乃强《筱庄笔记·身世录》录注(一)[J].中国藏学,2017(2).

[3]任乃强.康区视察总报告[J].边政,1930(4);西康札记[M].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社,1932.

[4]任乃强.西康图经(续):民俗篇[J].新亚细亚,1934(2).

[5]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A]//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6]C. Patterson Giersch. Asian Borderl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7]葛兆光.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J].复旦学报,2016(6).

[8]任乃强.悼罗哲情错[J].康藏研究月刊,1949(28-29).

[9]任乃强.论边疆文化与其人物[J].宏康月刊,1946(2-3).

[10]吴文藻.边政学发凡[J].边政公论,1942(5-6);李安宅.实地研究与边疆[J].边疆通讯,1942(1).

[11]凌纯声.中国边政改革刍议[J].边政公论,1947(1).

[12]任乃强.边疆垦殖与社会工作(上)[J].社会建设,1944(1).

[13]任乃强.西康通志稿撰修纲要[A]//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Z].成都:巴蜀书社,2006.

[14]罗哲情错.我在国民大会的提案[J].康藏研究月刊,1948(20).

[15]任乃强.建议设立公运局办理牧站联运期能永废乌拉以纾民困而利交通案[J].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1).

[16]李沛容,吴会蓉.“新知”与“旧识”:民国时期任乃强康藏民族分类观的嬗变[J].藏学学刊,2020(23).

[17]任乃强.西藏政教史鉴(译序)[J].康导月刊,1940(11).

[18]彭公侯.康藏研究社成立大会记录[J].康藏研究月刊,1946(1).

[19]任乃强.康区视察报告:道孚县(第四号)[J].边政,1930(3).

[20]任乃强.西康图经(续):民俗篇[J].新亚细亚,1934(4).

[21]任乃强.四川第十六区民族分布[J].康藏研究月刊,1949(24).

[22]任乃强.西康建省委员会实施工作计划书(1935年)[A]//任乃强藏学文集(下册)(文论辑要)[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23]任乃强.西康图经(续):民俗篇[J].新亚细亚,1934(3).

[24]任乃强.我所知道的夷族土司岭光电先生[J].边疆通讯,1947(8-9).

[25]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26]James Leibold. 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How the Qing Frontier and its Indigenes Became Chines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07.

[27]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J].西北民族研究,2019(2).

[28]王明珂.建“民族”易,造“国民”难——如何观看与了解边疆[J].文化纵横,2014(3).

(1)近年来有关任乃强边疆民族观的研究主要有:王建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边疆民族研究——以任乃强先生为个案的学科史讨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0期;徐振燕《任乃强的西南图景——对一位二十世纪前期民族学家的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曾义、重曦《康巴文化历史与康巴文化简述——从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康巴历史研究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谢敏《〈康藏研究月刊〉与民国时期的“康藏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4第4期;翟淑平《书评——嘉绒藏族读书会之三任乃强论“民族”——以〈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2)参见徐振燕《任乃强的西南图景——对一位二十世纪前期民族学家的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3)有关这一论述,详见拙著《抗战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界对国族建构的新解——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中心》,《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刘波儿《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民国时期民族学界“多元”“一体”理论设计研究》,《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4)当时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边疆与内地之浅文化,其语言习俗,乃至一切文化生活,尚须经过相当涵化作用,以渐与‘我群’融合为一体”。任乃强的认知遂与上述观点不同。详见《发刊词》,《边疆研究季刊》,1940年第1期;任乃强《边疆垦殖与社会工作(上)》,《社会建设》,1944年第1期。

(5)具体论述详见拙著《抗战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界对国族建构的新解——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中心》,《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6)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任乃强对于边疆民族认知观念的转变是受到“华西学派”的影响。参见徐振燕《任乃强的西南图景——对一位二十世纪前期民族学家的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翟淑平《书评——嘉绒藏族读书会之三任乃强论“民族”——以〈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7)邹立波《格桑泽仁与抗战时期的汉藏贸易》,《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赵峥《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吴启讷《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江海学刊》,2015年第2期。

(8)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类学界和历史学界分别借用语言学“主位”(emic)和“美学移情”(empathy)等方法论,试图从地方性或本位的视角更为深刻地理解研究对象。详见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上海:中华书局,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