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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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世纪2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关注梵汉对音,1923年北大《国学季刊》发刊词提出“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

(2)[法]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不仅用到了梵汉对音,还用到了日译汉音、越南译音、敦煌藏汉对译写卷。

(3)《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54页附录文)正面为麹宝茂建昌元年(555年)十二月廿三日《折冲将军新兴令麹斌造寺布施记》,其中记高昌王麹宝茂及其世子高昌令尹麹乾固署官。吐鲁番阿斯塔那64号墓所出《高昌延昌酉岁屯田条列得横截等城葡萄园顷亩数奏行文书》(2-169)也有所记载。

(4)主要有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之第四部分“古代突厥文字母和主要拼写规则及其来源”、附录部分“古代突厥文时期的突厥语《字典》”,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91页、第229-264页。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收入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4-220页;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收入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第304-325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第88页;[法]勒内·吉罗著,耿昇译《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101页。吴玉贵《阿史那弥射考》,《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64-70页;薛宗正《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35-42页;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巴蜀书社,2012年。

(5)内容同上一条脚注。

(6)表中译音汉字均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为方便检索核查,我们于词后“()”内注明该词所出现的刊布著作的册数、页码、文书写定年代,多次出现的只标示一次。具体为:见于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的,采用“年份(年代),(册数-页码)”格式,如“乌纥(637年,2-78)”,表示“乌纥”一词在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2册第78页出现,所在文书写定年份为637年。文书写定年份不明者,标注写定时期,如“珂敦(高昌,1-239)”,表示该词所在文书写定年代为高昌国时期,“磨贺吐(西州,4-115)”表示该词所在文书写定年代为唐西州时期。若某词在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未出现,而在其他材料出现的,则一一注明,如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沙知、吴芳思主编的《斯坦因第三次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我们于页码或册数前标作“荣”或“沙”。如“俟斤(西州,荣312)”,表示“俟斤”一词见于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12页,文书写定年代为唐西州时期。该标示方法借鉴了王启涛先生《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

(7)对音材料中重复出现的对音重复计算,以保概率统计的准确性。其它所有声、韵的对音分析同此。

(8)“来”“日”两母互用的例子很多,等韵图中也常常把两母排在一起,详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