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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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在地理上可分为三大区域:北部为喜马拉雅山区,中部为印度-恒河-布拉马普特拉低地,南部则是西高止山脉和东高止山脉围成的印度半岛。其中北部的高山峻岭造就了中部肥沃的低地(否则印度中部将是一片沙漠),这一点也被视为多样性互相成就的一个客观证据。

(2)这里的“去族性化”不仅是要去“nation”或“nationality”,而且也不承认“ethnicity”。

(3)印度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非常短暂,但它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圈历史悠久。

(4)早在旧石器时代,印度就有人类居住。

(5)其较长的几个王朝如孔雀王朝(公元前322年-公元前185年)、笈多帝国(公元320年-540年)、戒日帝国(公元606-647年)等加起来不过数百年。

(6)从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十六雄国时期”到波斯(公元前6世纪)与马其顿入侵时期(公元3世纪),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的大夏希腊人入侵再到王国混战不已的拉其普特时期(公元7世纪中叶直到12世纪末),从伊斯兰教统治的德里苏丹国尤其是莫卧儿帝国时期再到近现代的殖民时期(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先后殖民印度),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印度都处于内部混乱和外部入侵交替出现的历史境况中。

(7)因其体质特征与澳大利亚土著人相似而得此称谓。

(8)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本土文化交汇,又生出一些新文化。如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教义结合而有锡克教,印地语受波斯语影响而有乌尔都语。参见尚会鹏《印度文化史》,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9)“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对印度的输入、渗透和影响日益加深,以至于发生了印度传统文化的变异以及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逐渐形成的英-印复合型文化的产生。”参见赵鸣岐《碰撞与变异---西方文化冲击下印度传统文化的变异及其现代化转型探析》,载于《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0)“印度社会的文明史不仅证明了印度史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而且也展示了全球化与印度本土文化的交流、冲突和融合的客观现实,以及在这种冲突种印度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参见李云霞《印度文化多样性初探》,载于《亚洲研究》,2015年第5期。

(11)“在印度,宗教、语言、地区、部落、种姓和社会阶级等诸因素的交错影响下,文化多样性的情况极为复杂。”参见尚会鹏《印度文化传统研究:比较文化的视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2)“这里既有身材矮小的尼格利陀人,也有身材高大的北欧人种;既有黄色或褐色的蒙古人种,又有白色的雅利安人等等。”参见王树英《宗教与印度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3)印度教的“洁净”、“污秽”观念和“业报轮回”思想将各个种姓的处境牢牢固化,而贾吉曼尼制度又将他们巧妙地连接在一起,这种类似“地主和长工”的相互依存的社会链和“生死有命”的印度教一道造就了举世罕见的等级森严的种姓社会。

(14)历史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是种姓制度的坚决反对者,但即使在佛教最兴盛的历史时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也没能使种姓制度消亡。

(15)在印度教体系内,其神灵数目高达3300万之巨。

(16)此种观点参见孙士海、葛维钧主编《印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印度的族源群体包括,达罗毗荼人、蒙古人、尼格利陀人、北欧-雅利安人、原始澳大利亚人和西部短头颅人,参见赵伯乐《印度民族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17)安东尼·史密斯将这种政治一体化概括为“官僚式融合过程”,它包括“人们熟悉的国家构建的许多手段: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和司法体系,创立单一的税制和财政制度,统一的交通和通讯体系,精简行政机构以提高办事效率,将权力集中掌握在居于首府的统治者手中”。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版,第106-107页。

(18)如为解决低种姓(部落)和贱民等弱势群体实际上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印度法院同意将“种姓”作为甄别落后阶层的一个标准。

(19)中部及北部地区主要使用印欧语系语言为主,分别是印地语、乌尔都语和旁遮普语,使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6%;南部地区主要包含4种达罗毗荼语系语言,使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5%;东部地区使用孟加拉语、奥里亚语和阿萨姆语等3种印欧语言,使用人口占15%;西部地区使用印欧语言为主,分别是马拉地语和古吉拉特语,使用人口占14%。

(20)尽管在一些地区(邦)如泰米尔纳德邦、西孟加拉邦、卡纳塔克邦,印地语的推广并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随着印地语所携带的政治、文化、经济资本的全面提升,越来越多原使用非印地语的公众人物,开始意识到印地语平台的重要性”。参见姜景奎、贾岩《印地语优先:印度的语言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载于《世界知识》,2018年第1期。

(21)不少印度学者认为,应考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以及“善治”的需要,重新进行行政区划,他们建议将印度划分为50个邦。Vijay Kumar Kaul,India’s Diversity:From Conflicts to Innovation,Working paper in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Network(SSRN),June2014。

(22)到目前为止,印度国会已通过20多个改变有关邦面积、边界和名称的法案。参见Sarkaria Commission Report on CentreState Relation,Government of India,1988。

(23)如根据1950年1月26日生效的印度宪法,将全印划分为ABCD四类29个邦;1953年新建讲泰卢固语的安得拉邦;1956年对邦级行政区划做了一次重大调整,全国按主要语言重新划分为14个邦和6个中央直辖区;1960年5月取消孟买邦,新增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1966年印度议会通过成立旁遮普语言邦的法案,原旁遮普邦重新划分为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并成立昌迪加尔中央直辖区;1968年8月马德拉斯邦更名为泰米尔纳杜邦,再到2000年11月查提斯加尔从中央邦分离出来,乌塔兰查尔从北方邦分离,贾坎德从比哈尔邦分离出来,一直到2014年2月国会批准从南部安得拉邦分出特伦甘纳邦。与此同时,国会还通过立法对一些特定邦(地区)进行特殊授权,如印度宪法371条授予那加兰邦和米佐拉姆邦有根据其独特的社会习俗和习惯法来分配该地区土地和其他资源方面的自治权力(利)。如此等等。参见马得汶《印度建国后邦级区划变动中的两次重组浪潮探析》,载于《南亚研究季刊》,2010年第1期。

(24)如经济发展的不足和路径偏差所带来的中产阶级群体严重畸小、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政党政治种姓化以及社会(世俗主义)变革的极端保守等等。

(25)事实证明,基于“语言建邦”的民主制并没有削弱印度民族国家的整合性,相反,“语言建邦”夯实了民主的基础,使其更加具有包容性并为以前被排斥的群体提供了分享政治决策的机会。同时也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地方对联邦制的不满情绪,客观上促进了印度国家的统一性。

(26)笔者在印度调研的经历或许可印证这一点。在孟买大学,当笔者问及“多样性如何挑战印度的统一性”时,一位政治学教授很急切地接过了话题,她骄傲地回答道“多样性是印度的最大优势,正是这复杂的多样性造就了独特的印度”。当笔者问及“印度民族国家构建中主要存在哪些挑战时”,另一教授立即回应说“印度没有民族国家构建议程”,这位教授认为民族和国家是相互构建的,是一个嵌入式建构的过程。他反驳了英国殖民者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是英国构建了印度)。他认为与其说是英国构建了印度,还不如说是印度的文化构建了印度。印度“马赛克”式的文化,不同文化主体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融合,共同构建了印度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尼赫鲁大学,当笔者问到如何理解印度的“多元一体”时,斯瓦兰·辛格教授强调,首先需要区分“一体”与“同质”两个概念,他认为“一体”与“同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印度需要的是“多元一体”,而不是高度同质性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复合型的文化,是由基于宗教、语言、种姓、文化生成的复杂多样性,但是其多样性又能统一于一体。辛格还认为,“宗教性”和“民主制度”的融通是印度复杂多样性于一体的重要表征。根据《宪法》,印度是一个世俗民主国家。实际上,印度却是世界上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国家,是多种宗教的发源地,被称为“宗教博物馆”;宗教客观上成为不同文化、不同个体的粘合剂。他指出,印度教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宗教,而是融合了多种地域和宗派的文化,印度教自身的发展就是“多元一体”的一个典型。

(27)马德拉斯大学的一位教授甚至认为印度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文化不能分开,因为所有文化相互交织。

(28)土耳其建国后狂飙挺进的世俗主义改革与印度温婉的世俗主义路线形成强烈的对比,前者因此成为伊斯兰国家中最世俗化的国家,后者则最终形成印度教对国家和社会的强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