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①笔者曾有一位朋友邱跃全先生,生前任××消防机械厂常务副厂长,不幸被下岗职工用杀猪刀杀死。就在笔者近年来一直陷于此类问题的思考之际,2002年2月23日新华社播发一篇文章,称:劳资纠纷接连引发国企厂长经理被害案引人关注。“2001年7月14日,湖北省黄冈市最大的国有企业———黄冈市铝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祁松,被公司设备科一职工之子伊罗劫杀在家;10月31日,咸宁市化纤厂厂长汪仕华在办公室被前来要求增加‘买断工龄’费的职工徐育东杀害;12月20日,襄樊市襄阳物资公司副总经理吴诗平在对所属燃料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时,遭到一职工家属袭击,不治身亡。”……请注意该文“劳资纠纷”一语———已经有了“劳”“资”两者的对立,并且还是在国有制企业中!从“文化”角度看,这表明一些“肉食者”关于谁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已经丧失殆尽;从“管理”角度看,此三案揭示出一些管理者几乎就没有什么“文化”可言。不管这些案犯的犯罪动因和这几家企业经营状况如何,此类案件都给“现代”的管理者敲响了警钟。值得关注的是,在2002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朱基首次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语,这是否意味着“人文关怀”的管理已经在国家一级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2年12月12日,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民政部共于北京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上,中国民政部杨衍银副部长透露,中国低保对象领到的低保金,平均每人每月只有61元;最极端的是,在有的地区,低保对象一月仅能领10元钱,一家三口每月就靠30元低保金生活。针对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2003年1月底,《望》周刊载文强调,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要“四反”:反垄断,反腐败,反贫困,反非法暴富,重点是反非法暴富。文章扼要列举了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突出的问题:———初次分配没有体现市场原则。目前,我国一些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这些垄断行业的高收益,都是非市场、非劳动因素所得。———再分配调控能力弱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能力弱化,甚至还存在逆向调节:一方面对高收入阶层缺乏基本的调节和监控手段,致使高收入群体的逃税、避税行为极为普遍,从而出现了“大款”纳税额低于“工薪阶层”纳税额的状况;另一方面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导致“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转移支付对低收入群体倾斜不够。农民承担的税负(赋)种类及数量明显高于城市居民。国家财政赤字运行,财力分配结构失衡。1990～2001年,财政连续12年赤字,2001年达2517亿元。一方面是国家财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支出结构严重不合理,致使一些利益群体收益差距拉大。近10多年来,支出结构的主要问题是“四多与四少”并存:一是行政经费投入多,社会保障投入少;二是城市建设投入多,农村建设投入少;三是工业投入多,农业投入少;四是公务员增资多,农民增收少。———宏观调控不力,收入差距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四是国有企业收入差距扩大;五是党政机关公务员收入差距扩大;六是不同职业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目前,一些金融保险业、科技服务业部门的职工收入已是农业部门职工收入的10～30倍,而国外行业收入差距一般在2倍以内;2001年,上海党政机关公务员的人均收入是山西的2.8倍;高收入阶层不仅拥有自己较大的产业,且在国内外拥有多处豪宅和多台高档轿车,而一些城镇特困群体等低收入阶层和农村贫困人口则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凡此种种,都意味着今日中国的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非予“整合”不可的时候了:一方面,虽然有高达8%的GDP增长率,但却奇怪地“挤兑”出了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另一方面,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未见缩小反而日益拉大,“三农问题”更是突出,城市贫民问题日益凸现……不用再一一列举诸如吉尼系数、分地区的人均GDP和消费能力以及其他数据了,明眼人都知晓在今日中国,“精英”与“平民”的利益分野和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何等程度。即使在“天府之国”的成都,也出现了某种“黑夜政治”的迹象———2003年1月上旬一天,成都一社区露天停车场的上百辆私家车轮胎齐齐被扎。(所谓“黑夜政治”,系指因贫富两极分化而出现在印度的一种社会现象:穷人白天循规蹈矩干活,夜晚则以各种方式报复富人。有人自我谐谑“白天是‘祥林嫂’,夜晚是‘罗宾汉’”。)

②邓鹏[美]:《费正清评传》中文版第289～290页,天地出版社/成都,1997年8月。比较而言,费正清的这个分析显然不如马克思的分析来得深刻。

③张五常:“千年中国”,经济学消息报.成都:2000年3月3日。事实上,“强本抑末”与“重商主义”的并行,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是一对非常奇特的组合:———一方面,中国“千年都行秦政策”。秦一扫六合即全面推行“上农除末”政策,宣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秦始皇本纪》)七科谪戍条例中,有四种人是商人及商人后代,其祖、父辈是商人的,儿、孙辈即使不是商人也得充军、服苦役。汉代禁商,以晁错“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论贵粟疏》)之论为代表,强调全面加大禁商力度,禁商由是制度化。一是“禁榷”,即官府专卖制度;二是“土贡”,即地方必须向朝廷进贡;三是“官工”,即政府自设作坊或工场。此三者不仅在流通、生产和经营上中断了产品的商品化、大大窒息了社会上工商业的发展———传统中国商业的发展,始终是畸形的,没有系统的商业理论,更没有创新机制,这也是许多现代商业制度我们要靠引进、而不能从我们固有文化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原因———而且导致在观念、作风和组织(历代王朝的“工部”就是专司“禁榷”“土贡”“官工”之职的政府机关)上举凡“无商不奸”、官商作风、“跑部钱进”、行政垄断等等,遗毒至今。———另一方面,唐、宋、明的商业又颇为“发达”。最早的“纸币”即“交子”就出现在宋代,张择端举世无双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虽是汴京胜景,但依当时开封并非制造业之地即有如是繁华,则可推想南方大城市之繁华当在图描之上,以致一些东洋和西洋学者会有此时中国已展开了“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说法。今日中国之重商主义传统,也许与此不无干系。但细究起来,却如黄仁宇所言:西方的商业革命影响到很多公众组织,法律上之系统此后即以商业习惯为依归,而中国近代史初期并未有这种体制上的改变;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宋朝较进步的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不过尽管如此,在历代强力禁商的传统中居然会出现商业的繁荣,也确实有些匪夷所思,值得探究。

④[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6页,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99年9月。联系到上引马克思的分析,如果我们把“猫论”中的“猫”比作生产关系、“老鼠”比作生产力,那么似乎可以认为,费氏所谓的“捕鼠器”一说,恰好形象地揭示出了传统中国的上层建筑是如何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是如何决定生产力的。

⑤据周欣宇“谁能拯救满语”(《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30日)之说,在全国900多万满族人口中,会说满语的仅有黑龙江齐齐哈尔三家子满族村的一些老人,且不足百人!只有70岁以上的人能够熟练地用满语交流。中国在1960年代末开始对满语进行研究,专业人员现今不足百人,其中,能使用满语的不到50人,从事翻译工作的不到20人。

⑥清顺治二年(1645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史可法兵败扬州,尽管“故国苦恋”,但“江山换主”已不可逆转,可法最终“赴水”尽节。康熙年间孔尚任有《桃花扇》状其悲切。后人只需略察“别姓”二字,便可识得天机:中国古人效忠的是“朝廷”而非“民族”。———一如梁启超《论<桃花扇>所言:“《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盖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圃往往不能自制,每一读之,使人生故国之感。余尤爱诵者,如莫过‘乌衣巷,是别姓人家新画梁。’(《听稗》)‘……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沉江》)‘……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余韵》)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而今日中国之“民族主义”,———池田大作先生所言极是———则实乃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侵略作出的不得已的反应,是中华民族对外来强权和霸权反应的一个方面。

⑦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曾对“黑板经济学”喟然感叹:我们有一箱工具,备好了马鞍、马嚼子,却不知道受伤的马儿在哪里。(RonaldH·Coase,1998)以此例彼。“仁义道德”这个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事实上就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并未因新儒家(如北京大学已故冯友兰先生、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刘小枫先生等)力图将其与现代西方的伦理学或哲学“对接”起来构建“文化中国”或“儒家革命精神”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孔孟之说的核心价值或旨趣在以君子之德“治国平天下”;靠“西学”的认知理路和分析框架来阐释、改造中华传统思想资源,是不可能发掘其真实意义的。观察18、19世纪以来迄今英美社会的主流思想,其“统治精英”一直都深受马尔萨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尼采(“超人对群畜”的)精英主义这三种社会哲学引领。可以说,用“西学”武装起来的现代新儒家们,正是沿着“礼教”之路而走向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这将注定他们无法走出“阁楼人语”的圈子。中国的穷人因为在经济、社会地位各方面的劣势,无论如何都应是关怀的对象;而目前作为“新阶层”的中国富人,除了经济强势,他们在政治认可、社会认可等方面的弱势已经开始明显改变———一段时间来,对富人“原罪”的谅解,对社会“仇富”心态的争辩,对富人进入“政治”高层的欢呼,无不体现了这种“富人关怀”的存在。但值得警惕的是,时下的“富人关怀”已出现泛化倾向,这种泛化在李海仓案(尽管此案有某种特殊影响,但仍无改于此案作为普通刑事案的性质)后更加明显。一些论者和媒体也以“富人关怀”的名义,为此事件强加上了耸人听闻的“警示”或“看法”。(诸如“一个私营企业家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私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投资环境问题等引人深思。”“社会公众所关注的其实不仅仅是李海仓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命运,更多的当是出于对中国的先富阶层生存状态的探询。”)就事论事,李海仓案毕竟是一件具有太多偶然性的“个案”,它到底有多大的普遍意义?李的被杀是否意味着富人们普遍都面临着这种威胁?以中国当下穷人的生存环境与富人的生存环境相比,到底谁更迫切地需要关注?对比“民工”的“跳楼秀”,我们的“穷人关怀”是不是实在少得太可怜?无庸讳言,“富人关怀”的泛化,势必导致其焦点的虚化,使民众的目光散落在并非真正需要关怀的地方,最终导致“富人关怀”的落空;同时,“富人关怀”泛化还势必导致“穷人关怀”弱化,造成舆论失衡,进而引起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社会心态失衡,最终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把李海仓被杀事件上升到关乎富人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高度,确实折射出了某种“精英意识”。

⑧冠生园总部一直设在上海,后来在全国各地逐步设立了包括南京冠生园在内的多家分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冠生园实行国有,后又陆续划给当地政府,从而形成了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数家毫无“关系”的冠生园企业。南京冠生园“陈馅”事件发生后,全国数十家“冠生园”无一幸免受到株连,能够用数字计算的经济损失不下亿元,而对“冠生园”的声誉、品牌等无形资产的长远负面影响则难以估量(2002年中秋的月饼市场就难觅“冠生园”芳踪)。此外,广大消费者乃至传统节日文化也成了月饼危机外部性的“牺牲品”。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一次问卷调查显示:南京冠生园事件影响了六成多消费者购买月饼的意愿;14%的消费者表示不会再买月饼;31%的消费者认为相关月饼厂家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40%的消费者认为政府应当规范月饼市场;25%的消费者表示这类事情他们已司空见惯,大不了以后不买月饼就是了。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这次月饼危机的“洗礼”,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受到了空前挑战,近5%的消费者认为“月饼不再是中秋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这次月饼危机也有正外部性:南京冠生园事件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数十年来“冠生园”一号多用的弊端一览无余,传统的工商行政管理和企业营销模式的变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么多毫不相干的厂家都挤在“冠生园”一条船上,本身就是在走钢丝。如果说当年国有化时大家都想用冠生园作商标借老字号做好生意还情有可原,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中国已加入WTO的今天,再不把企业标识与产品商标区分开来,那就太保守、太危险了!好多企业显然没想到:万一产品牌子砸了且又与企业牌子“同名”,就会造成企业和产品同时倒台的悲剧。如何最大限度地分散品牌风险?宝洁公司仅一个洗发用品系列,就有潘婷、飘柔、沙宣、海飞丝等商标;通用汽车、卡夫食品等著名品牌无一不是把企业标识与产品商标分开的;凡世通轮胎公司同时采用多个品牌,如ATX、ATXII、WildernessAT……,在某一品牌出了问题后就迅速让这个品牌销声匿迹,从而避免了对公司整体造成不利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冠生园式的国内企业学习借鉴的。

⑨有“鬼才”之誉的蜀中名人魏明伦先生,评价赵藩知人论史的“攻心联”“仍然是帝王术”。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认为:诸葛亮也好,赵藩也好,都是那个时代的聪明人,但他们的智慧都不脱“牧民之术”的窠臼;他们的“垂训”不适合今天。我们今天,从上到下,都明白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普遍富起来,才能导致安定团结。……今天还一味地打“攻心”战,把国家的主人当作孟获,那就太可笑了。攻心战只能对着罪犯打。至于宽严,更不能随便用。国有宪法,刑有刑法,法不能随“势”而随便宽严。流沙河改联如下———能富民,则反侧自消,从古安邦须饱肚;不遵宪,即宽严皆误,后来治国要当心

据2002年7月18日《检察日报》“正义网”援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全国人大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杜钢建先生一篇报告中的数据称: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类有资格配车的干部的“官车”费用一项,一年就是4000多个亿;此外,各级各类的公务餐一年也要消耗财政2400个亿。新华社2003年2月18日的一条电讯称:2002年全国公款吃喝的花费是1000亿元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守住“特殊国情”而求新,“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华盖集·补白(二)》)因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花边文学·偶感》)鉴于中国传统文化无与伦比的包容性或同化功能,特别是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中国加入WTO ,就“现代管理”言,极可能出现运行“规则”的再次扭曲、变形甚至上下内外有别的两套“规则”。2001年12月中旬,围绕中国入世的中文文本出版、中国入世文件应该怎样公开一事,有关部门演出的一幕“信息寻租”的黑色闹剧,就是最具说服力的一例

这似乎已成了一个“传统”:由于无法漠视普遍存在的贫困,各级官员每逢重要节起“送温暖”活动,只是节日一过,一切便仍然照旧。但羊马新桃旧符之际的两件人和事,却似乎让我看到了沉疴积痼的中国的新希望。一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十六大后(2002年12月5日至6日)不事声张寻访西柏坡,还交纳了30元餐费并索要发票,一反“套路”而倡言“两个务必”,力图找回逝去已久的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传统;二是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在除夕夜(2003年1月31日)居然置个人身家性命于度外,胆敢“深入”到700多米深的矿井作业层,一呆就是两个多小时,与工人一起吃盒装饺子年夜饭……多年来,官员贪污腐败、脱离民众、置民众特别是农民之疾苦于不顾的状况,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地步;而不断发生的矿难,使不少人已然把矿山矿井与阴曹地府划了等号。真可谓“此恨绵绵无绝期”。但两位并没有遵循“传统”去搞那些形式主义的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地体察民意体恤民情。这很可能是打破“送温暖”传统、具有某种社会政策意义的讯号。我有些感动。我宁愿相信,这是真正从“君子”做起、深得“小人”心的亲民之举,而绝非华而不实的政治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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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郭大力,王亚南译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C].商务印书馆,北京:1979-02.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1.

[4][英]安东尼·德·雅赛著,陈茅等译.重申自由主义———选择、契约、协议[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07.

[5][美]杜维明著,曹幼华等译,周文彰等校.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M].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1,07.

[6][日]池田大作,[美]阿·汤因比著,荀春生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