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1]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J].民族研究,2002(2).

[2](清)黄元治.黔中杂记[M].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3]王万荣.白苗“佐早”习俗及其研究价值[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1997(1).

[4]纳日碧力戈,贾鹰雷.欧美学者对东南亚苗族研究概况(上)[J].河西学院学报,2014(3).

[5]王宁彤.一个老挝苗村的离散与变迁(下)[J].中国民族,2016(8).

[6]佟杨,李贺,李睿聪.屏边苗族祖先信仰探微[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2).

[7]王越平.仪式重构与社会整合——滇越边境Y村的个案[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9).

[8]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9]孙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及其评价[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

[10]李亚.澳大利亚苗族的传统宗教[J].民族研究,2011(4).

[11]刘锋.“蒙萨”苗族“烧灵”:二次葬的仪式化传承与变迁[J].民族研究,2011(1).

[12][美]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13]纳日碧力戈.从皮尔士三性到形气神三元:指号过程管窥[J].西北民族研究,2012(1)

[1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

[15]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16][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7]左振廷.关于Hmong人家族组织的文化生态整体性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1)此处为RPA苗文拼写。RPA苗文是目前国际上在对这一支系苗族研究时使用较广的一套苗文系统,下文中涉及苗语词汇使用时也均以RPA苗文进行标注。

(2)此处信息来自笔者在同美国来中国旅游的苗族移民的访谈,访谈地点为贵州省雷山县,时间为2012年11月。

(3)本文中所涉及紫云县S村2013年“佐嗦”仪式的针对性田野调查主要为2013年10月进行,前后为期一个月,但笔者自2009年12月开始进入S村开展调查,之后几乎每年都会回到S村开展或长或短的田野调查,过程中覆盖的地点以S村为主,同时也涉及紫云县以及邻县的其他白苗分布的村寨,调查对象均为白苗群体。由于各地白苗在文化上亲缘性较强,因此本文中有部分论证也涉及作者在云南以及老挝的白苗村寨调查的资料。

(4)参见:Jean Michaud,From Southwest China into Upper Indochina:an Overview of Hmong (Miao) Migrations,Asia Pacific Viewpoint,Vol.38,No.2,August 1997;何平《苗族向东南亚迁徙简述》,《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5)参见: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168页;[英]格兰特·埃文斯《老挝史》,郭继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53-56页;[美]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修订译本),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165-169页。

(6)参见:吴晓萍、何彪《穿越时空隧道的山地民族:美国苗族移民的文化调适与变迁》,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36页;张晓《美国社会中的苗族家族组织》,《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彭雪芳《美国苗族移民的社会适应与文化传承》,《世界民族》2017年第2期。

(7)考虑篇幅限制,这里摘录的为汉文翻译歌词,苗文与国际音标对照标注的原文歌词可在所引著作中找到,参见:杨照飞编译《西部方言古歌·川黔滇次方言(上、下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388-394页。

(8)访谈资料来源:S村L姓女性村民,61岁,访谈时间为2011年10月。

(9)这里主要指的是苗族家户,S村除此七姓外,还有方(5户)、周(3户)两姓,其中方姓为汉族,而周姓的先人虽也是汉族,但由于该名先祖早年被收养于一户杨姓苗族家族中,故曾经在生活中也一直使用苗族礼俗。但近年来周姓家族提出“三代归祖”,又让后代改回原姓,同时很多苗族仪礼也不再举办,回归汉族礼俗。这里将这一情况说明,下文的仪式要素差异表中也不单列该姓房族。

(10)徙居西方国家的海外苗族中白苗均占较大比重。

(11)参见:N.Tapp,Sovereignty and Rebellion:the White Hmong of Northern Thailand.Singapo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李亚《澳大利亚苗族的传统宗教》,《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12)注:表中日期一栏以“-”标出的部分,表示该年并未举行“佐嗦”仪式;“仪式物品”栏出现的“-”则表示因特殊情况(主要为房族人丁稀少导致),该房族在S村苗寨的家户对于这一仪式的规则已经无法给出明确报道。如14号罗姓家族目前该房族在S村仅存的一支男性家户,但该名男子由于曾遭遇打击已经处于精神失常状态,信息无法获取;“圈数”指不同房族的仪式展演时在“佐嗦”环节中体现的绕着仪式中的特定位置进行绕圈走动的动作数量。数据来源:田野调查中逐户寻访所得(2013年10月,紫云县S村,访谈对象共11户家庭)。

(13)对于这一观点,笔者在S村进行各个房族的调查时,大家普遍表示出较为一致的倾向。

(14)参见:W.Geddes,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Blue Miao (Hmong Nyua) of Thailand (Hmong Njua of Thaila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N.Tapp,Sovereignty and Rebellion:the White Hmong of Northern Thailand.Singapo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M.Tomforde.The Hmong Mountains:Cultural Spatiality of the Hmong in Northern Thailand.Hamburg:Lit Verlag,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