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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9, v.41;No.349 186-191
清代藏汉文化接触日趋频繁的反映与见证——乾隆《卫藏图识》对藏语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7ZDA15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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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末年成书刊印的《卫藏图识》是一部具有特色且影响较大的清代西藏地方志。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专设"藏语"一卷,对所收藏语词进行词汇分类、标注读音及研究,这在清代西藏方志编纂中均可视为是首创。《卫藏图识》"藏语"卷所载资料既具有藏语史、藏语方言研究的价值,又具有民族志和清代藏汉文化接触与交流研究的价值。专记藏语的《卫藏图识》"藏语"卷在清乾隆末年出现,以方志文献形式有力证明了这一时期内地与西藏地区关系更趋紧密及人员往来已得到进一步增强,也反映了此时藏汉文化接触的日趋频繁。虽然《卫藏图识》"藏语"所收词汇量有限,并未涉及藏语语法,对藏语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也显得十分有限,但反映并代表了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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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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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宝红.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的汉藏对照词汇资料初探[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5);孙伯君.傅斯年图书馆藏《松潘属包子寺等各西番译语》初探[J].兰州学刊,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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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马揭、盛绳祖:《卫藏图识·例言》,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五十七年刻本。本文以下所引《卫藏图识》资料,皆引自此刻本。

(2)周蔼联乾隆末年入藏,后据其藏区见闻以及所搜相关史志资料著《西藏纪游》一书,嘉庆九年刊印;嘉庆《四川通志》开局修纂于嘉庆十七年,成书刊行于嘉庆二十一年;姚莹《康8纪行》书稿成于道光二十六年,整理校订后收入《中复堂全集》(中复堂,姚莹堂名),整理校订作跋后又有同治六年刊本,其书卷四中有《读〈卫藏图识〉诗》一首。

(3)吴丰培《卫藏图识跋》,谈及其志五卷中有一卷为“藏语”(原文依《卫藏图识》卷名称“蛮语”,本文皆改作“藏语”),《吴丰培边事题跋集》第13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除介绍《卫藏图识》五卷中一卷为“藏语”外,还谈到其在藏语史、藏语方言研究中的价值,见其书修订版第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何金文《西藏志书述略》中对《卫藏图识》作了相对较多的介绍与评述,首次谈及“藏语”卷共收词473个并分为19类及采用汉语注音方法,但未探究其资料来源与为何采用汉语注音等,见其书第32页,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铅印本。王宝红《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的汉藏对照词汇资料初探》(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有一部分探讨《卫藏图识》中的藏语资料,并有新的发现与见解,但此文非西藏地方志发展背景下《卫藏图识》藏语资料研究的专文。

(4)焦应旂:《藏程纪略》,吴丰培《川藏游踪汇编》(一)第11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吴丰培先生在其文跋中认为,《藏程纪略》为清代纪程最早之作。

(5)李凤彩:《藏纪概》,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抄本。本文所引《藏纪概》资料,皆引自此抄本。

(6)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一《西域志》,四库全书本。本文所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材料均引自此版本。

(7)《西藏志》成书后长期以抄本流传,乾隆五十七年才出现刻本。《西藏志》著者及成书时间学界看法不一。笔者在《〈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及著者考》一文(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2期)中认为,《西藏志》是在《西藏志考》基础上整理而成。有研究者认为,《西藏志考》摘抄自《西域全书》,乾隆《西藏志》则是在之后几年的《西域全书》修补本基础上编成。见刘凤强:《〈西域全书〉考---兼论〈西藏志考〉、〈西藏志〉的编纂问题》,《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按此看法,《西藏志》仍成书于乾隆初年。

(8)何金文《西藏志书述略》第29页,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铅印本。何金文先生说“方语”中共收452个“常用词”,但有少数应为词组及短语。

(9)据奉命总督四川办理此役军务的军机大臣孙士役奏,备粮“足供一万四、五千人年余兵食”。《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六,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癸卯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七集,第335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杨慎著有《丹铅余录》、《丹铅续录》及《丹铅杂录》等,其弟子后来合编为《丹铅总录》。鲁华祝序中提到的《丹铅录》,应指《丹铅总录》。

(11)摘自与《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作者格勒博士的访谈材料。

(12)乾隆末年入藏的周蔼年在《西藏纪游》中言:“自打箭炉出口至西藏皆唐古忒语,侏离任昧,非译不通”。此言中的“唐古忒语”即藏语。分析其所言,周蔼年著其书时可能仍不清楚藏区各地语言存在的差异,“唐古忒语”是一笼统说法。见其书第12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最早提出马、盛二人编纂《卫藏图识》时可能未见到《西藏见闻录》的是何金文先生,其具体的提法是“拟未能见到”,见其著《西藏志书述略》第32页。笔者认为,从《西藏见闻录》成书、刻印经过、时间以及流传影响来看,马、盛二人编纂《卫藏图识》时应未见到《西藏见闻录》。《卫藏图识·例言》及志前鲁华祝序中提到的无名氏《西域纪事》一书虽然早佚,其具体内容也不详,但乾隆中期之后的西藏史地著作均未见有提及者,因而可肯定不是《西藏见闻录》的某种抄本。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H214;K29;K249.3

引用信息:

[1]赵心愚.清代藏汉文化接触日趋频繁的反映与见证——乾隆《卫藏图识》对藏语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09):186-191.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7ZDA159)阶段性成果

发布时间:

2020-08-04

出版时间:

2020-08-04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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