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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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佛说弥勒下生经》,《大正藏》标为竺法护所译是错误的，《出三藏记集》标为失译，因此译者未知，《增一阿含经》有可能抄的它的早期译本。见林屋友次郎《经录研究(前篇)》,东京：岩波书店，1941年，第141-215页。关于《增一阿含经》的研究，可参考Michael Radich,“On the Ekottarikāgama T125 as a Work of Zhu Fonian 论《增一阿含经》的译者应是竺佛念”,Journal of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中华佛学学报，no.30 ,2017,pp.1-31.此条注释承蒙我的同事林乾教授教示，他对竺佛念译经的最新研究值得关注，见林乾、何书群(Michael Radich)《竺佛念所“译”大乘经典的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6期，第16-22页。

②船山彻推论《舍利弗问经》不是一个纯印度原典的翻译，而是在中国并且是在法显回国后才产生的一部律典。辛嶋静志则认为，《舍利弗问经》反映了自4世纪末至5世纪初巴特利普特那大小乘佛教混合的实际情况，因此它不是在中国伪造的，而是一部印度人编写的经典。见船山彻《経典の伪作と编集―〈遗教三昧経〉と〈舎利弗问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宗教文献研究》,京都：临川书店，2007年，第83-107页；辛嶋静志《何为判断疑伪经之根据——以〈盂兰盆经〉与〈舍利弗问经〉为例》,方广錩主编《佛教文献研究》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237页。

③《佛说十二游经》(T195)中有“四方分配四主”之说：“阎浮提中有十六大国，八万四千城，有八国王、四天子。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氏天子，土地多好马。”见(东晋)迦留陀伽译《佛说十二游经》,《大正藏》第4册，第147页中。伯希和(Paul Pelliot)《四天子说》对这一传说的起源、交换过程作了研究，见《冯承钧西北史地著译集：蒙哥》,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26-38页。

④大野法道认为此经是在刘宋永初二年(421)至元嘉八年(431)之间于中国成立的，编集者或许受到了求那跋摩(367-431)的指导，故此经译者被传为求那跋摩。见大野法道《大乗戒経の研究》,东京：理想社，1954年，第385-386页。

⑤按坂本幸男的考证，《入大乘论》为坚意(活跃于约350-400年间)造，道泰(活跃于437-439年间)译。见小野玄妙、丸山孝雄等编《佛书解说大辞典》,东京：大东出版社，1933-1936 [缩刷版 1999],第8卷，第352-353页。

⑥陈瑞翾指出，作于8世纪晚期或9世纪早期的《于阗国授记》模仿了《法住记》,这从二者都有出自一位阿罗汉之口的关于法灭的描述可以看出。见The Nandimitrāvadāna:a living text from the Buddhist tradition,Ph.D dissertation,Leiden University,2018,pp.51-52。朱丽双认为《于阗国授记》成立于830年，见朱丽双《〈于阗国授记〉的成立年代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九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9-119页。

⑦岑仲勉在《读全唐文札记》中指出，该碑“约天宝十三年(754)作”,此说不确。碑文中以“本州”指代杭州，据李华《云母泉诗序》“乾元初(758)……华贬杭州司功”,“上元中(761)……华溯江而西，次于岳阳”,则此碑当作于758-761年其居杭州期间。岑说见《读全唐文札记》,收于氏著《唐人行第录》(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所据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296页；李华《云母泉诗序》见(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一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3699页。

⑧此条史料最先由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馆员魏祝挺提醒注意，魏老师还亲自带领笔者前往净慈寺后山探访很可能为延寿造像的遗迹，对此深表感谢!

⑨十六尊者加侍者的组合在藏地罗汉图像中的呈现非常复杂，有时只见达摩多罗出现，有时达摩多罗与和尚同时出现；有时他们带头光，有时无头光，无头光时达磨多罗多为居士或者女人的形象，有头光时则为僧人样貌。可参Stephen Little,“The Arhats in China and Tibet,”Artibus Asiae,vol.52,no.3/4,1992,pp.255-263;张凌晖《十六尊者与二位侍从：藏密事续部修习仪轨中的汉传佛教渊源》,《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5期，第69-77页；[日]松本荣一著，林宝尧、赵声良、李梅译《敦煌画研究》(上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95-301页(该书日文版出版于1937年，此据中译本)。而两位侍者进入西藏罗汉组合表现在文献上则比图像上更晚，迟至17世纪，具体历程可参张长虹《汉藏佛教的交流与融合：汉藏罗汉名号与座次考》,《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第3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