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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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到4335万人,平均每年减少近1400万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7%,2016年达到8452元,比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快2.7个百分点;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比2016年末减少1289万人;贫困发生率3.1%,比上年末下降1.4个百分点。数据来源:中共国务院扶贫办党组《脱贫攻坚砥砺奋进的五年》,《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7日。

(2)如柴秋实《甘肃出三招破解等靠要》,《人民日报》,2018年1月23日,郑风田《等、靠、要思想是我国农村最大的“贫困”》,《农村工作通讯》,2017年15期等.

(3)六个贫困县包括四个国定贫困县即贵州省习水县、桐梓县、湖北省恩施市、河南省上蔡县和两个省定贫困县即湖北省崇阳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了精准扶贫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要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5)这里的政策实施层面指在政策执行阶段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政策认知、政策落实。一般公共管理学者单纯从政策执行主体来探讨政策认知的同一性、政策落实的准确性。然而,管理视角往往轻视政策客体的回应即社会对政策的认知情况,社会对政策落实的规则遵循和效果评价,而本文的治理互动路径强调政策执行与社会的互动,只有政社双方对政策的认知、对政策落实的规则遵循和效果评价达成一致,政策执行才能获得成功。参见金太军《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165页。

(6)由英国经济学家朗特里提出的绝对贫困线指足以维持人体正常功能所需营养和基本生活设施的最低收入水平。当前我国的收入贫困线受该理论影响制定。参见顾昕《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7)2017年国家贫困线3841元,每年根据通货膨胀率定期浮动。

(8)“两不愁”标准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足以实现不愁吃,一日三餐有保障;不愁穿,年季有换洗衣服;饮水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

(9)经济学者阿马蒂亚·森把贫困视为人丧失了维持基本自由的能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权利的缺失是导致能力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的贫困标准除考虑收入导向的绝对贫困线外,还要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改善。参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10)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规定:对于基本医疗,农户家庭成员因患45种大病或长期慢性病,需要经常住院治疗或长期用药治疗,刚性支出较大,影响家庭成员正常生产生活,即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识别标准,也要纳入扶贫对象;对于住房安全,农户居住用房为C、D级危房,虽然人均纯收入达到识别标准,也要纳入扶贫对象。

(11)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扶贫系统进行建档立卡“回头看”,动员了近200万人进村入户开展核查,共剔除识别不准的人口929万,又补录了贫困人口807万,识别的精准度进一步提高。各地严肃查处建档立卡中弄虚作假、失职渎职、优亲厚友等行为,处理相关责任人7465名。

(12)恩施市、习水县等调查显示:以医疗报销为例,国定贫困县贫困户一般由县财政购买新农合,零起点享受90%以上的住院报销比例,同时有的县对自费超过8000元的贫困户进行二次补贴,还从国家补贴基金中拿出20元为贫困户购买一份商业保险,甚至还有住院误工补贴、跨省就医报销特殊政策,还可享受数十种慢性病的药物报销和签约家庭医生服务,而非贫困户仅有65%-80%的住院报销比例,不能享受其他医疗政策。产业发展补贴、无息无担保贷款等也是如此。可见,扶贫资源分配的“悬崖效应”是导致部分贫困户即使达到脱贫标准也不愿脱贫摘帽的制度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