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参考文献

[1]马峰.国际规则应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J].理论导报，2019(2).

[2]潘忠岐.广义国际规则的形成、创制与变革[J].国际关系研究，2016(5).

[3]刘建飞.科学认识经济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J].红旗文稿，2017(13).

[4]张廉.全球化的法律意义：多样性的统一[J].宁夏党校学报，2009(11).

[5]李双元，张茂，杜剑.中国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6]刘昌明，杨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到外交话语权[J].理论学刊，2019(4).

[7]陈曙光.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焦点是“谁更有资格、更有权力说话”——“谁在说”比“说什么”更重要[EB/OL].(2023-07-10) [2024-10-05].https://news.bjd.com.cn/2023/07/10/10490695.shtml.

[8]胡正良.《海牙规则》之回顾与启示[J].中国海商法研究，2024(3).

[9]陈彤，石路.效率与公平——法律价值目标的判断与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10]梁凯音.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J].国际论坛，2009(3).

[11]江时学.如何强化我国的国际话语力[EB/OL].(2021-08-05) [2024-10-01].https://theory.gmw.cn/2021-08/05/content_35055067.htm.

[12]左凤荣.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EB/OL].(2019-11-22) [2024-10-02].http://www.qstheory.cn/llwx/2019-11/22/c_1125262725.htm.

[13]左海聪.协力提高制度性话语权[EB/OL].(2016-2-19) [2024-10-02].http://opinion.people.com.cn/gb/n1/2016/0219/c1003-28134857.html.

[14]杨庆龙.利用国际机制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J].理论视野，2016 (4).

[15]黄进.百年大变局下的国际法与国际法治[J].交大法学，2023(1).

[16]胡正良，韩立新，孙思琪，等.《海商法》修改基本理论与主要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7]蔡高强.论国际组织表决机制发展中的中国话语权提升[J].现代法学，2017(3).

[18]蒋超翊.中国有效影响国际法规则制定的条件与策略[J].国际政治研究，2021(3).

[19]陈建奇.百年变局下的经济全球化转型与中国角色[J].当代世界，2024(4).

[20]郭树勇.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EB/OL].(2022-8-19) [2024-10-05].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2/0819/c40531-32506308.html.

[21]张文显.法理学(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2]汪海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12).

[23]董漫远.改革开放与中国硬软实力的构建[J].国际问题研究，2008(6).

[24]洪晓楠.郭丽丽.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发展的辩证关系探析[J].文化学刊，2010(6).

① 例如，张乃根：《试析国内与国际视域下的条约解释协调规则》,载《武大法律评论》2024年第2期；吴永辉：《论我国未生效商事条约的法律适用》,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4年第2期；车丕照：《我国法院适用国际条约所涉若干基本概念辨析》,载《政法论丛》2023年第1期；周微微，何燕华：《国际条约在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适用》,载《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张普：《国际民商事条约在我国法院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模式》,载《河南财经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②例如，有论者指出，“我国应当紧扣国家战略导向，提出准确定位、加强顶层设计、依托平台等措施。”见王雅丽，史丁莎：《我国国际经济治理话语权提升策略研究》,载《对外经贸实务》2024年第5期；有论者指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里，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目标方向，应该是让世界熟悉并认同我国的话语表达，从长远来说，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必须打造我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见张志洲：《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理论自觉、话语创新与问题应对》,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2期；有论者指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从实践路径来看，一是加强话语权的原创性研究，增强理论深度，二是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拓展视野广度，三是加强话语权工具箱建设，提升实践力度。”见赵磊：《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现实挑战与应对》,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5期；有论者指出，“针对我国在WTO中话语权不足的原因，建议统筹实力、能力和市场依赖三者扩大我国在国际贸易法制中的话语权。”见孔庆江：《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法制中话语权的路径研究》,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3期。

③举一个成功的例子：在《鹿特丹规则》制定时，海上货物承运人迟延交付货物的定义是争议焦点之一。我国政府代表团建议采用“约定时间标准”,即迟延交付限于承运人未在与托运人约定的时间内交付货物的情形，而不包括在没有此种约定时间的情形承运人未在合理时间内交付货物，即不采用“合理时间标准”。对此，我国政府代表团在半天的工作组大会讨论中四次发言，着重阐述了以下几点：一是“约定时间标准”具有明确性和可预见性，符合效率价值，而“合理时间标准”虽然符合公平价值，但容易就何为合理时间产生争议，不符合船方和货方的愿望；二是“约定时间标准”意味着允许船方和货方约定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时间，从而此种约定可以弥补该标准公平价值的不足；三是1993年7月1日施行的我国《海商法》第五十条仅采用了“约定时间标准”,但该法实施中托运人与承运人达成交付时间约定的情形很少，其主要原因是货方相信船方会合理速遣，因为尽快完成货物运输符合船方的利益。最终，该建议被《鹿特丹规则》所采纳。

④在法学界，除“法律国际化”的表述外，也有使用“法律趋同化”“法律全球化”或“法律一体化”的表述。

⑤批准是对一国已经签署的条约而言，加入是对一国没有签署的条约而言，核准与批准的含义相似。依据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条约的批准决定或加入决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核准由国务院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