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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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关注_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笔谈五篇)》,《红旗文稿》2023年第12期；《深刻认知与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笔谈五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王学斌、段妍、赵懿等《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笔谈五篇)》,《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②“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参见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4-11页。

③“可以说剑川海门口是当时整个云贵高原(青铜)冶铸技术最早的遗址。”参见李昆声、闵锐《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研究》,《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④两次遗址考古即：2003～2004年洱海银梭岛遗址发掘，它是云南迄今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8年发掘的剑川海门口遗址，开启了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大门。参见闵锐《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3-22+97-102页；闵锐、万娇《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23-41+97+103-106页。

⑤昭通霍承嗣墓壁画 “夷汉部曲”中的人物有披毡与跣足的习俗，参见《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1-6+2+49-52页；大理下关城北制药厂墓葬出土“干栏式”建筑，参见杨德文《云南大理市下关城北东汉纪年墓》,《考古》1997年第4期，63-72、101-102页；大理下关大展屯汉墓出土了水田池塘模型，参见杨德文《云南大理大展屯二号汉墓》,《考古》1988年第5期，449-456页；可以说明“梁堆墓”文化仍然保持了“西南夷”青铜时代的基本面貌。大量的陶人俑、动物俑，再现了云南青铜时代人俑、动物俑的风格，这一时期的陶器仍然闪耀着云南青铜时代的余辉，参见李东红《云南青铜文化若干关键问题研究》,《思想战线》2020年第3期，89-97页；据文献记载，初唐时期洱海周边民族群体的生活习尚，仍然保持了云南青铜时代的文化习惯，参见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417-442页。

⑥“从《南诏图传》中依图可见南诏国种植水稻，使用铜鼓，流行祭祖、纹身、跣足习俗”,参见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年，128-150页；“除 ‘俗皆跣足’‘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上阁如车盖状’这些‘西南夷’民族习俗外，此外还有发达的冶金业、铸造业、纺织业、畜牧业等传统民族行业”,参见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171-206+208+215页；另据《新唐书》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唐王朝册封南诏国王异牟寻为云南王，异牟寻遣使尹辅酋等人向唐进谢“献铎鞘、浪剑、郁刃、生金、瑟瑟、牛黄、虎珀、氎、纺丝、象、犀、越睒统伦马”,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2011年，6275页。同样《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条”也提到了南诏使臣“献铎槊浪人剑”,参见王欽若等编撰，周勛初等校订《册府元龟》,第11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11249页。可见至南诏国时，特色浓郁的传统民族产业依然兴盛。还有研究认为南诏王室护卫 “羽仪”所执兵器 “铎销”,与云南青铜文化中的锯齿形器如出一辙，参见剑川石窟考古研究课题组《剑川石窟——1999年考古调查简报》,《文物》2000年第7期，71-84页。不少学者对此作过总结，例如：以晋宁石寨山为代表的云南青铜文化，其创造者滇族，即是后来的西爨白蛮，南诏是云南青铜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参见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3-8+469-487+490页；尤中系统地展示了这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历程，参见尤中《从滇国到南诏》,载《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2010年，3-71页。因此完全可以说，南诏文化承接了云南青铜文化、西爨文化的基本面貌。

⑦参见李晓岑、韩汝玢、蒋志龙《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金属器的分析和研究》,《文物》,2004年第11期，75-85页。崔剑锋、吴小红、李昆声等《古滇国青铜器表面镀锡和鎏金银技术的分析》,《古代文明》2005年，339-352、413-414页。刘成、田丹玉、潘娇等《云南昆明石寨山出土汉代青铜器的初步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3年第5期，35-46页。

⑧“从晋宁出土的许多铜俑及镌刻的人物上来看，……,除滇人外，分出男女各七个不同的民族。”参见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3-8+469-487+490页。

⑨参见邹芙都《滇楚古代青铜文化比较研究》,2001年云南民族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集；邹芙都、江娟丽《滇楚青铜兵器比较研究》,《南方文物》2002年第3期，21+45-47页。

⑩“永昌郡，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晋)司马彪《后汉书·郡国志》,中华书局，2011年，3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