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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的国际比较
周少青;周洁;铸牢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议题。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和凝聚不仅仅是观念或思想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基于法律治理的系统性工程。文章选取法国、西班牙、英国、美国、印度以及中国六个主要国家，围绕“宣示性法律”“实施性法律”“权益保障性法律”“捍卫性法律”四类法律，对其铸牢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法及效果展开比较研究。总体上这些国家均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保障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律体系，但由于历史的、国情的，特别是政治社会制度以及相应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铸牢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法实践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尽相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公共性叙事
何阳;公共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紧扣社会的公共性生产展开。社会的公共性生产离不开公共身份、公共空间、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等要素，这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形象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互嵌互融的集合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遵循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生、共在、共建、共治、共享的逻辑，主要在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生活工作的区域范围内，通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追求和捍卫最大化的共同利益，形塑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从而培育其公共性。其中，中华民族指向公共身份，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作用对象；区域范围指向公共空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场所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指向公共活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方式；追求和捍卫最大化的共同利益指向公共利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要义；形塑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指向公共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共识。未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在构建形象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上积极作为，提升公共身份的认同性，维持公共空间的秩序性，助力公共活动的广泛性，增强公共利益的可及性，赋予公共精神的现实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自主性建构研究
朱碧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既是中华民族发展演化历史大势的规律性提炼，又是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知识性生产；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架构的学理性解读，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科学性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体系架构，可以从“历史-现实”之维、“本体-意识”之维、“根脉-魂脉”之维展开学理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构的关键，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相关理论生产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构的纵深推进，要以标识性概念的原创性生产奠定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石，以历史经验和现实观照的双重视域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之基，深度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文明底蕴和文化机理，最终通过学理性阐释与具象化传播的辩证统一，形成兼具理论穿透与传播效度的表达体系。
救亡与启蒙：孙明经“国情考察电影”创作考
朱靖江;中国纪录电影的先驱人物孙明经曾于1937-1939年前往绥远、四川“雷马屏峨”彝族聚居区和西康省藏区开展调查和影像拍摄工作，先后完成了《还我河山》《雷马屏峨》《西康》等纪录片。这批影片可统称为“国情考察电影”,是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之下，形成的兼具科学考察、国民教育、抗日宣传与民族文化展演价值的影像成果。孙明经曾受到蔡元培、徐益棠、岭光电等民族学者的深刻影响，在国情考察期间也逐渐将民族学的理论方法内化于电影创作进程中，认识到电影具有跨越文化藩篱、推动民族进步、凝聚国民精神的重要价值。这也是当代影视人类学界将孙明经视为学术影像先行者的原因所在。
面向文旅融合新场景的施洞民族图像艺术传承与数字化创新
王欣;在文旅融合深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图像艺术的传承得到了多维度的体现，其中一部分表现为数字技术赋能下文旅融合实践的深化。本研究聚焦于施洞民族刺绣图像语言在数字艺术中的转化与接受问题，探讨数字美学的发展演变及文化语境的变迁对民族图像艺术在跨语境、跨媒介传承与传播中的影响。刺绣图像语言在数字艺术的创新转化过程中，既因场景转换与文体风格的差异而引发文化误读与情感疏离，又因刺绣图像生产者与数字艺术创作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双向交流，致使图像艺术的核心价值难以实现精准转译。在文旅融合场景重构及数字重组的双重要求之下，研究提出了施洞民族图像艺术的数字艺术创新策略：(1)图像形式语言的数字艺术转化策略，使其适应数字媒介特征；(2)图像叙事语言的数字影像艺术转译策略，以影像叙事增强文化传播的感染力；(3)图像语意的“共情体”建构策略，通过情感连接增强跨文化理解。在数字化的审美语境中，以数字艺术创新的方式活态化地传承民族图像艺术，并使其进入国际化的新媒体传播通道，促进数字文旅发展下民族文化视觉符号的输出。
云南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形塑起源中的作用和意义
李宇舟;青铜时代是云南古代民族迈入文明的重要时期，对云南青铜考古材料分析，探究其青铜文化的内涵和表征，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文化形塑的具象阐释，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根基的追溯探究，还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整体与个体、共性与个性的典例析述。这样的研究能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工程提供重要的历史文化根源性支撑。深入分析云南青铜文化的“特性”,可以明确云南青铜文化具备了本土起源和连续发展的历史路径，孕育了自身进取创新的精神品格，萌发了牢固凝聚的统一观念，确立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走向，为追求文化互鉴而造就了和平质格与友好纽带。云南青铜文化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共同塑造奠定了基础，为西南边疆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大势底定了最核心的文明根脉和精神特质。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践异化与归正路径
周洪波;谢睿;证据不足不起诉实践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当前部分案件的处理存在不应当起诉而被起诉以及应当起诉而没有起诉两种样态。导致证据不足不起诉实践异化产生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内生性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其中，内生性因素主要指对起诉标准的理解不统一，外部性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导致不应当起诉而起诉的因素以及导致应当起诉而没有起诉的因素。首先，导致案件本不应当起诉而起诉的因素主要有六个：一是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保障不足，二是检察机关追诉犯罪的特定心理学倾向，三是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的司法流程复杂程度远高于起诉案件，四是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的考量，五是一部分检察官的办案水平还不够高，六是某些案件对社会效果的考量过度。其次，导致案件应当起诉但没有起诉的因素主要有四个：一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介入的虚置化，二是审查起诉阶段控方证人的参与效果较差，三是检察机关核心考评指标的影响，四是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审核机制的调整。证据不足不起诉实践异化的归正需要在合理设定和理解起诉标准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检察机关内部审查机制、秉持检察官客观义务、优化审查起诉阶段证据质量。
论两大变局背景下我国对于国际商事条约的应然立场
胡正良;现行国际商事条约基本上是西方治下的产物，不少国际规则与我国目前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并不相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为顺应情势变迁，需要就我国对于国际商事条约的应然立场作出系统性表达。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我国需要将推动建立具有公平、包容、普惠、透明、共赢之价值特征的新时代国际商事新规则作为价值性立场；二是应通过提升话语质量和采用适当的话语表达方式，提升我国在国际商事条约制定中的话语权为目标性立场；三是针对决定是否参加国际商事条约，国内法如何弥补所参加的国际商事条约之不足，以及如何将未参加的国际商事条约本土化等系统性问题，我国宜践行在符合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前提下促进法律国际化的原则性立场；四是以加快大国向强国转变为核心，应成为我国对于国际商事条约的基础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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