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安全视域下的跨境铁路:概念界定、历史脉络与当代热点
袁剑;王静如;以边疆安全为视域,跨境铁路实践并非直接重组边疆,而是通过“加速流动、引导流动、筛选流动和制度化流动”四重机制组织跨境流动,介入并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重塑边疆安全秩序,其可界定为一种迁移基础设施。跨境铁路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演进划分为殖民扩张、冷战与全球化三阶段,先后呈现为支配型、断裂型与协同型流动安全秩序。当前,面对主权边界与跨境流动的持续张力,其治理以技术治理提升运行弹性、以规则协同增强结构弹性。中国的跨境铁路实践将主权安全、发展合作、边境治理与通道韧性统筹于“和合共生”的制度框架之中,以“软硬结合”实现跨境流动与边疆安全的协同增效,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系统引领,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新范式与新动能。
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治理中文化机制的适配逻辑
汤洁;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生态治理的重要区域。如何完整把握传统生态知识、地方性经验与国家治理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生态功能和社会结构。对该地区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地方性知识经由转译进入现代治理体系的过程,也是现代治理制度识别、吸纳并调适地方文化机制的过程,两者构成地方社会与现代治理之间的双向适配。在此过程中,文化机制既可以转化为有效的治理资源,也可能因制度挤压、社会基础弱化或功能异化而面临消解与失灵。文章从资源管理规则、生态伦理、仪式与禁忌等方面,系统分析文化机制的地方性运行逻辑及其效力生成的社会基础,探讨文化机制进入现代生态治理体系的生效条件及可能的失灵边界,进而为理解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治理中文化机制与制度理性、技术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理论补充与修正。
“两路”精神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闫雪琴;许月盼;由各族军民建设川藏、青藏公路的伟大实践所熔铸的“两路”精神,内嵌于边疆民族社会的历史脉络,成为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源。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纵深推进的进程中,该精神的当代传承与实践转化,始终面临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精神赓续与实践落地、外部赋能与内生培育相统筹的复杂现实命题。从实践逻辑的深层契合视角审视,“两路”精神在民族地区的当代转化,本质上是由斗争精神、团结精神、坚守精神等综合而成的精神资源系统与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之间的结构性契合问题,既源于精神资源自身的历史属性,更源于民族地区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生成的多元主体、多重目标与多维约束交织的复杂现实境遇。推动民族地区实现“两路”精神的当代转化,应以建构系统转化机制为总体目标,以斗争精神筑牢乡村产业发展根基,以路石精神赋能乡村生态保护韧性提升,以团结精神厚植乡土民族文化根基,以协同精神凝聚乡村基层组织信任,以坚守精神培育乡村内生人才动能,破解精神资源转化的现实难题,实现“两路”精神的科学性传承与系统性弘扬。
西夏“回鹘僧译经”再探
孙伯君;此前关于西夏“回鹘僧译经”的讨论所依据史料有薄弱之处。文章通过把具名白智光所译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广智所译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与回鹘文本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其与回鹘文佛经的译经范式和特点高度一致;而对“西夏译经图”榜题中经师的名字和《天盛律令》中“回鹘译师”这一职业名称进行重译,可以进一步印证西夏初期回鹘经师凭借其对佛经的熟悉,充任西夏国师,助力西夏译经这一认识。了解西夏初期佛教受回鹘影响不仅能够解释西夏佛经初译本与汉文本不甚一致的诸多情况,而且可为理解敦煌石窟中归义军晚期与西夏早期壁画所共享的“回鹘式”风格提供参考。
清代民族法律治理中的民本思想探析
李文军;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对传统法制有深远影响。清代民族法律治理也以民本为重要价值取向。拓展学术视野,将国家律例之外的民间规范、官史官书、地方史志和案例文书等纳入考察范围,区分其在“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中的作用方式,可以更充分地呈现民本思想对清代民族法律治理的重要影响。从清代民族法制文献来看,清代民族法律治理中的民本思想主要包括举贤任能、以业为本、抑强恤弱、轻徭薄税、富而教之、执法慎重、安边固民等内容。这些思想表现出因地制宜、禁约为主、注重精神引导、多种方式综合为治等特点。清代民族法律治理中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法系“以民为本”贯彻到民族法制中的结果,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政治哲学上的共同性,也对今天推进兴边富民、实现各民族共同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物述其俗:民俗符号视野下古滇青铜器的物质性与历史叙事研究
王雷;古滇青铜器随着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墓葬群的发掘大量出土,成为研究古滇文明的核心物质依据。其种类涵盖礼器、兵器、用具、装饰等,形成了祭祀、生产、生活三大民俗符号体系。在缺乏成熟文字的条件下,青铜器通过器物造型、纹饰场景和组合配置,构建了独特的历史叙事。贮贝器呈现权力秩序与宗教仪式、兵器与工具反映军事征伐与农耕畜牧、扣饰与纺织器具记录日常生活与社会分工等。这些物质符号系统性地再现了古滇社会的权力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特质,而民俗符号作为物质编码系统,在文字缺席时亦承担了历史书写功能。因此,对古滇青铜器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无文字社会以物质符号传承历史的特殊路径,也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为探讨早期文明中物质与精神、符号与权力的互动提供了重要视角。
劳动法法典化背景下劳动者概念的重塑
张一博;当下我国劳动法对于劳动者的界定过于狭窄,大量非典型劳动者脱离劳动法的保护。劳动法法典化为重塑劳动者的概念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对其提出了保证精确性和规范性,增加灵活性与发展性的要求。从历史渊源和实证法经验来看,劳动者身份的认定,本质上取决于在“指示—服从”的用工关系下所形成的劳动者受制于和(或)依赖于用人单位的弱势地位。劳动法典可依托劳动者的特有特征“受制性”和“依赖性”来重塑劳动者的概念,将典型劳动者与非典型劳动者归属于统一概念框架之下,为构建面向新时代的劳动法秩序奠定概念基础。
新业态劳动者精神健康权利保护的多元主体责任研究
朱俣熹;平台用工模式在提升工作需求的同时也抑制了工作资源,从而易引发新业态劳动者的精神健康危机。保护新业态劳动者精神健康权的实质,在于敦促相关主体对精神卫生治理责任的承担。基于健康可行能力理论视角下的多元主体责任观,工作需求与工作资源的具体状况,既由政府和平台企业等外部性环境形塑,也受到个人内部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平台企业与新业态劳动者,应共同构成责任主体,依循增进工作资源、控制工作需求的职业精神健康保护原理,分别承担制度资源供给、侵害行为避免和健康道德遵循的差异化责任。同时,还应通过构建强制性劳动价格基准、精神健康保护行为参考性标准等刚柔并济的具体制度,保障责任的切实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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