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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系视角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兼论“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曦辉;陆冰洁;段朋飞;面对人类社会转型困境，西方“经济人”假设与工具理性导致人的原子化、文化抽离，而中华民族共同体超越了“虚假共同体”的物质主义逻辑，形成了人与人联合、人与自然和谐、人与文化共生的“真正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高度契合，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滋养下，不断增强文化认同的共同体。“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人与人的有机联合需要建立以文化为纽带关系，需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聚合和传承的机制，在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新质文化生产力提供的原动力下，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样一个新型质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人从“物化”向“人化”翻转，回归人与人有机关系的“人本”社会，为全球多元文明共生提供了中国范式与中国方案。
从相依到共赢：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纽带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发展
郭纹廷;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统一的经济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变中，经济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其逻辑理路是，人们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相依性、互补性为文化习俗等扩散、传播、相通创造了条件和机会，而中原农耕文明中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大一统”传统文化，影响并强化了各时期统治集团政见的一致性、共同性，执政者通过政治实践及国家制度建设推动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的融聚。从“自在”“自觉”到“自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济基础上的利益联结实现了从“相依”“联动”“共富”到“共赢”的跃升。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走向现代化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民心基础，在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发展新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超越。
神圣空间的边疆叙事：东兴关帝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叠合
朱银勉;才华;本文以中越边境广西东兴关帝庙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考辨与田野调查，揭示边疆神圣空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叠合。研究表明：清朝中期该庙宇的民间兴建，本质是地方社会对国家边疆治理策略的能动响应，是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的初次叠合；近代边疆危机中，民众通过将刘永福抗法事迹嫁接到关帝叙事，彰显其“护疆保民”的象征体系，使关帝庙具有了捍卫领土主权的意义表达，体现了边境地区居民在边疆危机情境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认同；及至当代，其功能进一步转型为三重实践载体——以诚信伦理支撑跨境商贸繁荣，以多元信仰活动促进中越民间文化交流，以忠义价值的现代表达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东兴关帝庙的信仰叠合现象表明，边疆神圣空间实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发展到自觉深化的文化缩影。
网络影射型诽谤的刑事规制：教义学阐释与体系建构
李岚林;网络诽谤逐渐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社会问题，影射型诽谤行为屡见不鲜。网络影射型诽谤是指在网络空间中通过隐喻、符号或语境关联等方式，含沙射影地捏造、虚构虚假事实，贬损他人致其名誉受损的行为。我国现行刑事实体规则适用存在法律关系主体的认定模糊，单位主体规制缺位，“情节严重”标准与影射特性脱节，公众人物界定及其容忍义务规范缺失等问题；刑事程序方面则呈现指向性证明的证据解释难题，举证责任分配的失衡以及公诉启动要件虚置等困境。完善刑事规制应从实体规则与适用程序两方面同步推进。实体规则上，可通过完善司法解释，增设构成要件的类型化解释及单位犯罪主体，同时构建从形式到实质的“情节严重”判断模式，创设公众人物诽谤的特殊入罪规则；适用程序上，需健全网络实名制的司法配套规则，建立多元化的指向性认定规则，完善网络犯罪辅助取证机制，从而实现对网络影射型诽谤的有效刑事规制，平衡表达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关系。
数字时代政府共享个人信息的价值导向及路径完善
曾磊;个人信息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对其合理利用能够促进社会有序运行，实现经济增长与高效治理的双重效益。政府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共享，一方面有助于实现政府职能优化，提升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政企合作，深化相关重点产业的发展及建设。由于政府共享公民个人信息问题从本质上看仍属于公私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与使用关系，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失衡问题，现实中仍会面临共享行为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价值位阶冲突问题，整体看是制度逻辑，与规范的缺失。为了解决此问题，需要在证成正当性的基础上明确其法理逻辑，确立政府共享个人信息立法的基本价值导向，完善政府共享个人信息的路径设计。
仲裁机构去行政化研究
王婵媛;仲裁权以契约性为基础，仲裁机构应是民间性的非营利性组织。仲裁机构的行政化体制是我国仲裁法律问题。行政化体制长期对仲裁运行和机构管理产生消极影响，形成了用人机制多重形态、仲裁收费权缺失及财政管理体制僵化、发展逻辑不自主等弊病。仲裁机构成立及发展初期的现实苦衷、面临的行政性利益考虑以及应然性质的立法缺失是去行政化艰难的主要原因。仲裁机构转型应首先定性为《民法典》规定下的社会服务机构，缺乏自主生存条件的中小仲裁机构则应及时退出市场或为其他仲裁机构所合并。具体实现方式上，仲裁机构应按社会服务机构的治理规范在用人机制、财政体制和发展逻辑方面作出针对性的调整，贯彻去行政化之路。
我国证券中介服务机构虚假陈述比例连带责任的展开——以危险信号理论为中心
张思玉;王建文;2022年《虚假陈述规定》第13条明确将证券中介服务机构的故意与重大过失确定为侵权主观要件，实务中认识到确立“过责相当”原则的必要性，由此我国证券中介服务机构虚假陈述责任配置理念从严格的“看门人理论”过渡至“过责相当”原则。基于“看门人理论”的不适应性，引入危险信号理论有利于矫正对投资者的过度保护，并为实践中可谓创新性法律适用的比例连带责任提供理论支持。危险信号理论能够提供过错及原因力判定标准路径，辅助比例连带责任之比例的确认。比例连带责任的适用效果需要分别从外部比例和内部比例两个层面以确定侵权人责任份额。比例连带责任之比例应当为外部比例，即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赔偿的责任份额，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大于100%的情况；而内部比例为侵权人内部最终责任份额，可以此作为侵权人之间追偿的依据，比例之和必定等于100%。被侵权人损害得到完全清偿之前，侵权人之间不可进行追偿。
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的即时效应与功能迭代
谢海芳;尹志超;吴子硕;利用2017～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的即时效应和功能迭代。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即时效应显著，“普惠”效应显著。2020年以前，对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影响显著；在整个样本期间，对农村家庭享受型消费影响显著，表明普惠金融具有功能迭代能力。普惠金融未来发展要基于农村家庭消费需求视角实现自身服务功能的升级、更新，在家庭发展型消费服务方面挖掘潜力，同时注重提供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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